—失地农民”这样的提法是不完全准确的，且有夸大之嫌。笔者认为，失地农民是隐形弱势群体，这是因为：
首先，失地农民的生活状态虽然在短期内有明显的提高，但从长期来讲，他们的生活状态可能会有达不到社会认可最基本标准的隐形风险。失地农民的生活状态由于区域差异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状况：如地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辽宁省统计局，在2003年作的一项统计表明：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是提高了而非下降了。农民失地前人均纯收入为3338.4 元，失地后为 3515.6元，比失地前增加177.2 元，增长5.3 %；失地前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184.8 元 ，失地后的2478.5比失地前增加293.7元，增长13.4%。[11]而地处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统计局在2003年作的一项统计表明：土地征用前、后相比，失地农户的人均纯收入总体水平有所下降，低收入户增加。被调查的115户失地农户，土地征用后的人均纯收入为3590元（不包括土地补偿费，下同），比土地征用前的人均纯收入4400元下降了18.4%。[12]但无论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这样的担心在失地农民中是普遍存在的：失去土地等于失去了自己及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更何况失地农民的就业具有极不稳定性，如果万一“失业”，将来的生活来源如何保障？所以，他们的生活状态可能会有达不到社会认可最基本标准的风险——这种风险虽然可能在一时显现不出来，但从长期看，这样的风险是一定存在的，或者说这样的风险是隐形的。
其次，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或难以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土地和农民的命运是须臾不可分割的；今天，土地和中国的农民命运依然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我国现行的与土地有关的《宪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5部法律，均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然而，现行法律规定的土地集体产权实际上却是个一个非常笼统和模糊的概念，“集体”到底是谁——是村委会吗？是乡政府吗？还是地方政府？还是处国家之外的所有主体？也就是说，在农村土地权属问题上，主体是严重模糊和缺位的。我们知道，在物权法上，只有真正的权利主体才拥有完整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权利主体才可以自由的处分自己的权利——他甚至可以抛弃自己的权利。但现有的征地政策规定，农用地在转为建设用地前必须先转为国有。显然，对于一个没有完整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来说，要仅仅依赖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由于国家体制的原因所造成的弱势地位的。
再次，他们如果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必须要得到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帮助或支持。前文述及，对于一个没有完整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来说，要仅仅依赖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由于国家体制的原因所造成的弱势地位的。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他们必须要得到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其一，在继续维持农村土地所有权权属的状况下，作可能的尝试和改革。目前，可行的方案是继续在承认现行的关于土地权属的基础上，重分重视农民这一权利主体。笔者认为，土地征用过程中，产权不一定要先强制转为国有，可以允许集体产权的农村土地直接进入二级市场——建设用地市场，然后由用地者和被征地者（或其代表）谈判，由真正的权利主体——失地农民来参与土地的增殖收益分配。其二，政府要尽快从实际上改变自己的政府职能。从全面的行政干预向“责任政府”或“服务政府”的转变，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要切实的落到实处。切切实实的为失地农民着想，一切为失地农民利益考虑。那种少数领导干部有恃无恐的另一个“思路”是令人震惊的：“农民是弱势群体，一盘散沙，再闹腾也没有大名堂”、 “你们告到天上去也不会有好结果，你们想想，天下是*党的！法律是*党制定，你们拿着*党的法律告*党的政府，能赢？” [13]其三，对失地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和教育。政府和国家要想妥善地安置失地农民，最为重要的不是为其提高补偿标准——因为再高的补偿标准也有用完的一天，而是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如何提高？一个有效的途径对其进行职业培训和教育。确保了每一个失地农民在接受就业培训上都拥有了平等的机会，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每个失地农民都有平等的参加再就业的可能。理想的好政府形式必须满足一个根本标准，即增进全社会人民的福祉——不仅增进人民的福利，而且促进人民的美德和智能。政府通过对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的扶持，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失地农民提供支持和帮助。其四，为失地农民提供一种长效的保障机制。这种机制的确立从长远来看，不能仅仅是面向失地农民的，而且是面向全体中国农民的——从而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形成的二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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