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思潮相互激荡。每一位领导干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市场经济中消极因素的冲击。前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在谈到李嘉廷堕落成为腐败分子一事时说，李嘉廷问题的出现绝非偶然，其教训包括：放松学习，丧失信念，言行不一，欺上瞒下，居功自傲，妻儿失教，交友不慎。放松学习，不用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不努力加强党性锻炼和提高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就不可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不可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就会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经受不住考验，一步一步地蜕化变质，沦为人民的罪人。

“诗堪入画方为妙，官到能贫才是清”。渭南市一名普通的县委书记王绪刚说过这样一段话，“要做廉政干部，就要做好不再升迁的准备，没有了‘想法’，反而可以静下心来把工作干好。我在蒲城县这几年，没登过一个在位领导的家门，没请过一个能给我带来‘好处’的人吃饭。都说我这个人笨，用的都是笨办法，但这个笨办法在局部产生了明显效果。不管社会上有什么说法，至少蒲城现在的送礼风被刹了许多，干部工作作风扎实了许多，这些都得到了老百姓的肯定。群众是反腐败最坚实的基础。笨人往往是老实人，笨办法往往是硬办法，我看反腐败就得多用这个‘笨’字。 在社会监督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权力集中某种程度上也能为反腐败提供有利条件。说句实话，买官跑官者进不了一把手的家门，进其他人的门意思就不大了。我们的廉政建设就要先从强化一把手的党性抓起，先让一把手过党性关，如果一把手都能用坚强的党性抵制金钱和面子的诱惑，滋生腐败的土壤就会大大萎缩”。

“菊花到死犹堪惜，秋叶虽红不耐观”。古巴在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行为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古巴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在帝国主义重压下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之一。当腐败在许多国家肆虐并日益成为全人类公害的时候，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1999年7月22日同德国《时代》周刊记者谈话时宣布：“我们的国家没有腐败、毒品和有组织犯罪。”虽然我们理解这句话时不能过于绝对化，但古巴*上的清明却是客观事实。是什么原因使古巴远离被称为“*癌症”的腐败现象呢？为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行为，古巴于1996年7月颁布了《古巴国家干部道德法》，要求国家干部廉洁奉公，诚实正派和不摆排场讲阔气。耐人寻味的是，道德法在颁布前举行了一个签字仪式，由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主持。他自己首先在上面签字，并且说了一句很精彩的话：社会主义是表率的科学。在他的带动下，全国一批部级以上的领导人分别在这部道德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在签字仪式上宣布，不仅政府官员和部长们应遵守这些规范，他们的家属也应如此，因为“连我们的家属都无法要求他们做到谦虚谨慎和严于律己的话，我们自己又怎能做好呢？”他还要求国家官员的亲戚朋友也这样去做。事实上，古巴领导层在廉洁奉公方面确实做到了身体力行。在古巴，除卡斯特罗等极少数人外，其他中央党政领导人都不配警卫。一些*局委员下班后经常到街上同邻居们聊天说笑。*局委员、外交部长罗瓦伊纳虽然有分配的汽车，但除有公务外，他都骑自行车上下班，每天往返40分钟。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人下去调研或进行工作，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与职工们一起就餐，不另加饭菜，不搞特殊化。他们的做法，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身教胜于言教，或者是说破嘴皮子不如做出好样子。如果不是这样，效果也就适得其反。2001年8月24日是苏联*党丢失政权、宣布解散10周年的祭日。有人撰文分析苏共亡党的原因时说，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结果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两者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清正廉洁，始终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息息相通。政风廉洁，从来是赢得民心，实现*清明、社会安定繁荣的重要一环。而慕绥新、马向东等腐败分子，利字当前，先为自己和配偶、子女着想，先为自己的小团体着想，把人民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抛在脑后，结果发生了形形色色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骄奢*逸、贪赃枉法的行为。如果不从思想上牢牢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不解决怎样为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任由像慕绥新、马向东这样的腐败分子滋生蔓延，改革、发展、稳定就会失去坚强的*保证，党和政府就会严重脱离群众，走向亡党亡国的危险境地。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