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严格保护耕地。保护耕地，就必须严格执法。当前，我国耕地保护的形势不容乐观，各类土地违法案件不断发生，“执法难”似乎是已成共识。土地执法疲软既然成为了常态，那就一定有它的原因。笔者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上的，也有体制上的，也有机制上的，当然还有更深层次上的原因。

一、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地方政府观念偏差。

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在政绩观、发展观和利益观上出现偏差，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指标，工业强市、工业强县、工业强乡成为首选，就连许多村也完全不顾自身实际，纷纷高喊“工业强村”了。发展工业，必然要大量占用土地，在当前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紧把土地供给闸门的形式下，一些地方政府铤而走险违法占用土地发展经济也就势在必然了。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既是土地的管理者，还是相当一部分土地占用的审批者，甚至又是土地的使用者，政府领导在耕地保护与“政绩”之间发生矛盾时，天平向何方倾斜是十分明了的了。面对这种形势，土地管理部门要想规范用地秩序、依法查处政府主导下土地违法行为无疑只是一厢情愿的事了。

(二)基层执法手段偏软。

目前，土地执法监察人员相对不足、工作能力和执法水平不高，也是土地违法履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动态巡查不到位，一些土地违法行为难以发现，即使发现后也只能口头或书面停工，如果当事人无理取闹，拒不停工，强行制止，可能引发矛盾激化，执法人员可能受到围攻和人身威胁。依法处理必须经过调查取证、处罚听证、复议诉讼、申请执行等许多环节，一个环节遇阻，就会造成案件查办久拖不决。LoCAlHost另外，国土资源部门在对违法占地作出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后，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无权强行拆除，必须申请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此类申请，法院一律不予受理。土地执法监察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执法人员乃至执法机构对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缺乏了动力、丧失了信心。

(三)法律法规明显缺失。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都有没收地上建筑物的处罚规定。但如何没收，由哪个或哪些部门来没收，没收后如何处理，法律上没有相应的规定，实践中也就难以操作。那么，最后就会演变成不操作，或者是以罚款代没收。这样的处罚就形同虚设。土地管理部门照这样的规定下处罚，违法者却并不拿它当回事。

《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对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罚容易执行到位，但这不是目的，“责令限期改正”才是目的。可被处罚人拒不改正怎样处理，法律上没有给出答案。土地管理部门拿被处罚人没辙。就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恐怕也难以处理。所以这一目的事实上难以达到或者说根本达不到。

《土地管理法》第七章法律责任中，没有任何条款对村级组织的违法行为作出法律规定，因此村级组织就会以集体的名义钻法律的漏洞，从事涉及违法行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中针对主要责任人的行政处分条款很多，但并不能适用于村委会这些责任人。这样对这类直接责任人而言，行政处分不适用，刑事犯罪构不上，剩下的只有行政处罚中的罚款了。实际情况是通过土地违法行为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罚款的实际数目，致使土地执法的威慑力大大折扣。

(四)执法执纪相互脱节。

现在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了。法律法规纪检监察都有规定，对土地违法行为者的责任追究有行政的、刑事的、民事的和经济的，不可谓不全面。对案件的查处规定有移送的、联合办案等机制，可能涉及的单位和部门有公安、检察、纪检监察，按说是阵容强大，可实际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什么原因?主要是这些规定过于原则，机制发挥不了很好的作用，资源得不到有效的整合。各种责任是明确的，但如何去做才能追究到责任人的责任却并不明确。实践中，一些部门和单位认为查处土地违法行为是土地管理部门的事，与己无关。处理人是得罪人的事，都不想沾。由于没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按规定移送或提出联合办案，若是不合意，有关单位和部门总能说出若干条理由来加以婉拒。即使勉强接受，也是久拖不决。上级部门追得实在太紧，处理几个小鱼小虾应付一下，或者是大事化小，从轻发落，风头过去了，可能还把处分决定从档案中抽走，即搞所谓的“假处理”。违法者不仅毫不畏惧，事后可能还被提拔重用。这种在党纪政纪方面执纪不严，行政法上处罚不当，刑法上罪刑不适应，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违法者的违法心态，刺激了一些地方的政府和部门违法用地。

二、严格土地执法的思考

要解决土地执法难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以坚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构建和保障科学发展的新机制为目标，对土地违法者敢于动真格，使我国严格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