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刑。比如，对于100万赃款，如果以贪污受贿罪只能判十五年有期徒刑的话，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则可以判无期徒刑。这样一来，贪官们就不会拒绝说明赃款的来源，办案人员也无需使用不正常手段。

六、重视打击行贿行为

有资料显示，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受贿问题。而受贿与行贿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行贿，就没有受贿。行贿分子无孔不入，诡计多端，花样百出，屡败屡战，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是败坏社会风气最重要的腐朽力量。行贿行为的大量存在也是一些意志不够坚强的党政领导干部腐化堕落最主要、最直接的外部原因。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行贿分子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种状况应当改变，否则，反腐倡廉难以取得决定性的成效。

有一些社会舆论认为，行贿者大多是一些弱势群体，行贿大多是出于万不得已，因此对于行贿人还是不判刑为好。笔者以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是非常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请问，在行贿大军中有几个是普通农民和普通工人？有几个是打工仔、打工妹？有几个是真正的弱势群体？行贿者绝大多数是人精，而不是什么弱势群体。真正的弱势群体，比如，贫困地区的普通农民，即使有心行贿，也没有行贿的能力，即便万人贿一人，一人也成不了成克杰。行贿者绝大多数是为了获得非法利益，是为了升大官、发大财，或者是为了称霸一方、欺压百姓而寻找靠山。为了正当利益“万不得已”而行贿的情况不能说没有，但那是极其少见的。但是，即便是为了正当利益而行贿人，和那些坚决不行贿的人相比，在道德上和人格上也是低贱的，和宁死也不行贿的孙志刚烈士相比，和身陷囹圄仍不行贿并且继续检举封疆大吏程维高的郭光允相比，任何一个所谓“为了正当利益万不得已而行贿”的人，都是卑鄙无耻的小人，他们受到刑法的制裁也是应当的。

七、重视小案

目前，反腐机关对于小案普遍不感兴趣，社会舆论也认为小腐败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社会心理是不正确的。在某些特殊时期，将抓大案要案作为反腐败工作的重点是必要的，但是，长期将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停留在大案上，则是不妥当的。改革开放以来，查处大案不可谓不得力，然而大案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原因就在于对小案的放纵。

大案是从小案逐步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重大腐败分子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如果在腐败的初期，即只有一些小的腐败行为的时期，坚决予以查处，像成克杰、胡长青那样大的腐败问题也就不会出现了。因此，如果重视小案，使得几十块钱的问题也会受到党纪政纪的处分，那么，几年之后大案就会基本消失了。

八、实行高薪零酬制度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在任职期间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酬。但是美国宪法同时规定，除了工资以外，在职总统不得接受合众国或任何一州的任何其他报酬。这就叫高薪零酬制度。

我国各级党政机关主要领导的灰色收入问题与腐败密切相关。灰色收入之所以存在，原因之一是法律没有禁止或者限制领导干部的工资外劳务收入，没有实行高薪零酬制度。

1984年，**省委书记韩培信同志在**省委党校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事后该讲话被党校的《唯实》杂志发表，韩书记坚决不要稿费，说省委书记到党校讲话是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领稿费是不应当的。韩培信同志这样做，是出于政治自觉而不是法律的约束。然而，对于多数人来说，没有法律约束是很难有政治自觉的。

2003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规定，国务院组成人员不得题词。在笔者看来，国家领导人如果书法的确好，题题词也是对社会的贡献，温家宝总理当然也会同意笔者的看法。然而，温家宝同志为何要禁止国务院组成人员题词呢？原因在于法律没有禁止领导干部的劳务收入，一旦题词，润笔就控制不住了，要求“题词不要钱”恐怕难以做到，所以干脆要求“不题词”。显然，“不题词”的要求是为了限制工资外劳务收入。

笔者建议，将韩培信同志不要稿费的政治自觉和温家宝总理“不题词”的行政纪律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规定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除了可以享受较高工资以外，不得收取任何劳务费用，包括稿费、题词费、讲课费、评审费、指导费、顾问费、主编费、审稿费、剪彩费、广告宣传费，等等。不管在八小时以内还是在八小时以外，县级以上现职领导干部的任何劳务活动一律实行零报酬制度。如果干部本人不愿意接受零报酬制度，则可以从主要领导岗位上调换到次要岗位上去，相应的，较高工资应当转变为普通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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