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等优点，因而现代各国侦查机关均实行首长负责制，由侦查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行使决策权。在我国，侦查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问题皆由侦查机关负责人决策。如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自公安机关接受案件时起，如果认为符合立案条件，就要由接收单位制作《刑事案件立案报告书》，经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予以立案。此后涉及适用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以及搜查、扣押、查询、冻结、鉴定、通缉等侦查行为时，都由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然后交由侦查人员执行。四是侦查价值追求的行政化。通常，司法追求的侧重点是公正，而侦查所追求的侧重点则在于效率。效率是行政活动极其重要的价值目标，或者说是主要价值追求，这一点与侦查活动并无区别。实践中，侦查处于同犯罪作斗争的第一线，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经常采取各种手段力图逃脱侦控机关的追捕，如破坏犯罪现场，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甚至杀死证人、被害人等。因此，侦查机关注重的是办案效率，有时甚至为了效率而不惜非法取证或暴力取证。除上述之外，侦查权的行政化还表现在侦查活动的可授权性和可委托性等方面。

侦查权的行政化运作，对提高侦查机关的办案效率，打击犯罪，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危害性也不可低估。首先，侦查权的行政化运作可能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公民的人身权包括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隐私权等。从侦查实践来看，由于侦查权的行使常常伴随着直接的强制力，侦查权的行政化运作几乎必然涉及到相关公民的人身权、人格尊严权、隐私权等权利。其次，侦查权的行政化运作可能侵犯公民的财产权由于我国侦查权的行政化运作，诸如搜查、扣押、查封、冻结、没收等侦查行为或强制手段的采用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且使用的随意性相当大，这就造成了对相关公民不动产与动产的严重侵害。

因此，主要法治国家的刑事立法对实施侦查行为或强制措施都有明确的规定，要求侦查机关在采取侦查行为或强制措施时，必须事先取得法院或法官的批准，或事后获得法院或法官的审查确认，而且在英美法国家执行令状后仍须受到法官的司法审查。尽管由警察实施的无证逮捕、无证搜查的情况十分普遍，但无证逮捕、无证搜查也要接受法院或法官的司法审查，如美国，凡是无证逮捕的，必须在逮捕后迅速将被逮捕人带到治安法官处对是否存在“可能成立的理由”进行司法审查，只有在认定存在“可能成立的理由”时，逮捕的羁押效力才能维持。反观我国侦查行为与强制措施的实施，除逮捕外，全部由侦查机关掌控，缺乏中立的第三方法院或法官的参与和监督，侦查权行使的随意性相当大，行政化运作趋势十分明显，这种状况的存在必然导致对公民人身权的侵害。

三、控制侦查权行政化运作的必要性与机制构建

如上所述，侦查权除了具有行政性以外，还带有诉讼性的本质，离开诉讼性而过于行政化，其结果必然是侦查权的自我膨胀、失去控制。从侦查权的实际运行来看，侦查权的行使是以刑事司法为载体的，因此，通过司法权对侦查权进行适当的控制和监督就十分必要。

首先，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是防止侦查权被滥用的需要。“从事物的本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鉴于对权力这一天然属性的认识，现代法治国家大都通过立法对国家权力进行规制，确定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的国家机关或部门掌控，并要求不同的权力主体之间要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从而达到彼此平衡、防止权力专断的目的。其中，司法权对立法权和行政权进行监督和制约，主要是通过法院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和合法性进行解释以及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来实现的。至于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权的控制问题，德国学者赫尔曼指出：“德国的法学思想一直认为，允许实施强制性侵犯公民的权力时，一方面，必须对国家权力的强制权明确地予以划分和限制，另一方面，必须由法院对强制性措施进行审查，使公民由此享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从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判例来看，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权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司法权对侦查权的事前许可和事后审查完成的。

其次，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是保障人权的内在要求。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权利极易受到侵犯，尤其是在侦查阶段，由于侦查权运作的单方性，使缺乏有效制约的侦查活动最有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一般而言，当公民个人的权利受到国家机关的侵犯时，通过自力救济的途径是难以解决的，只能寻求法律的保护，即通过国家的另一项权力——司法权给予最终的救济。在现代法治理念下，当公民的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受到侵犯时，赋予公民以寻求法院救济的权利，从而以司法权这种国家权力来监督行政权和立法权依法行使，这对于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再次，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应有之义。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包含着公正、理性、文明等诉讼价值。目前，正当法律程序已成为人们衡量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公正的重要标准。作为公正的标准，正当法律程序要求控辩双方在诉讼地位上平等，在诉讼手段上对等。诉讼地位平等要求控辩双方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在法官面前得到同等的对待；而诉讼手段对等又称“平等武装”，它要求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诉讼权利和攻防手段。事实上，在刑事诉讼尤其是侦查程序中，控辩不平等、控强辩弱的问题非常突出。因此，为了维护基本的诉讼公正，多数国家的立法确立并实行了控辩平等原则，一方面规定侦控机关的客观义务；另一方面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系列的特殊程序或者诉讼特权，如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获得律师帮助权，庭前获悉指控罪名和控方证据，禁止双重危险等，以使他们在参与能力和诉讼地位方面逐步接近或赶上他们的诉讼对手，使控辩双方本不平等的诉讼地位得到适当平衡。

因此，在我国，要强加对侦查权的有效控制，必须借鉴主要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构建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结合的司法审查机制。具体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改革侦查程序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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