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害方面的赔偿。应该承认，这种观点的有道理的，也代表了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一般发展趋势。但是，根据现有的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仍限于因被告人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未包括精神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是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情况比较复杂，因犯罪性质而各有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了物质损失，但被告人并未因此占有或者获得被害人的财物，此类涉及的犯罪行为主要有杀人、伤害、交通肇事、故意毁坏财物等犯罪，另一类是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由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而造成的，此类涉及的犯罪行为主要有抢劫、盗窃、诈骗、侵占、贪污、挪用等犯罪，对于前一类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赔偿，而对后一类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只能按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处理，即应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通过追缴赃款赃物、责令退赔途径解决。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一条：“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五条：“ 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很显然，本案的被告人刘安成交通肇事的犯罪行为造成的路灯等公共设施的毁坏，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所指的物质损失，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3）是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赔偿的范围应只限于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即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对于间接损失不在赔偿之列，对此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本案中，路灯等公共实施的毁坏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而为此修复花费的人工等费用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必然损失，均属于赔偿的范围。因此，本案中检察机关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就公共实施的毁坏损失和由此产生的修复费用一并向法院提出了赔偿请求，法院也依法作出了应予赔偿的判决。

3、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地位

（1）具有原告的身份。附带民事诉讼实质是民事诉讼，在检察机关没有提起诉讼前，这个诉讼还不存在，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以后，该诉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被动地参加进诉讼关系之中，与检察机关进行诉讼，接受法院的裁断。因此，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是主动提起诉讼，并以被起诉的当事人作为对方，进行民事诉讼，具有原告的身份。

（2）是诉讼代表，具有特殊的当事人身份。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原告起诉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私利，而是代表国家、集体利益进行的诉讼，因而是是国家、集体利益的代表。在检察机关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特殊诉讼主体，虽然在程序上也将检察机关称之为当事人，但是由于检察机关没有自己的利益，而只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代表，这种当事人只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不具有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身份。因此，检察机关在行使其作为原告的诉讼权利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不适合调解制度，适用调解制度的前提是当事人有处分权，在实践中当事人在行使这项权利时往往要放弃一部分实体权利，但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作为当事人一方的检察机关的“意”不是其自身的意志，而是国家或集体的意志，其权利和义务都是特定的，检察机关无权擅自放弃、处分权利。

（3）同时具有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既是原告，也是法律监督者，其主体地位具有双重性，既是诉讼程序的提起者，又是对正在进行的这一诉讼进行监督的法律监督者。因此，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不是仅仅负担单一的提起诉讼职能，还要在行使诉讼提起的职能之外，对该诉讼进行监督，对在诉讼中发生的违法行为，有权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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