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生猪死亡率明显提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疫病风险的增大，直接影响到养猪户的信心和应时补栏，造成生猪饲养量的明显减少。应该看到，在广大农户分散饲养的生产方式下，对这种长期制约畜牧业发展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难度和成本是非常大的。这些因素的作用，都推动了肉类生产成本的上升和价格的上涨。
总体上看，2007年以来猪肉价格的上涨是产品比价趋向合理的补偿性调整，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比价关系，有利于调动农民养猪的生产积极性，保障肉类产品的供需平衡。
三、对肉类价格趋势的基本判断
从对肉类价格的上述分析来看，一方面存在着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巨大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肉类生产成本上升的巨大推动作用。我们认为，在短期内我国的这两大因素都不可能发生逆转。
首先，肉类食品的占有量和消费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肉类产品的消费需求还将继续增长。
从1996年至2006年我国肉类产量结构的变化趋势看，近10年间猪肉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下降了4个百分点；牛肉和羊肉分别增加了1.7个百分点；禽肉增加了1.4个百分点。肉类生产的大体结构是，猪肉占65%，禽肉占20%，牛肉占10%，羊肉占5%。虽然牛羊禽肉在产销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但猪肉仍然是我国肉类消费的当家品种，不能不予以充分重视。目前，我国农民年消费猪肉15.6公斤、牛肉0.6公斤、羊肉0.8公斤、禽肉3.7公斤；猪肉占农村居民肉类消费的比重高达75.36%，约比城市居民高25%左右。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居民人均肉类消费量增长了1倍多，从过去的每年20公斤左右增长到现在的40公斤以上；同期，农村居民人均肉类消费量增长了2倍多，从过去的每年5公斤左右增长到现在的20公斤以上。城乡之间肉类消费的差距在缩小。
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分析，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低于5000美元时，收入的增加和肉类消费的增长呈现强烈的正相关。我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2000美元，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的肉类人均消费量为49公斤，其中猪肉为33公斤，而台湾的肉类人均消费量为81.3公斤，猪肉为42.8公斤。可见，我国各地肉类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很大的。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分析，现在只有1/10的城里人肉类消费出现下降，90%以上的中国人肉类消费需求正处在稳步增长阶段。特别是农民的肉类消费，还有成倍增长的空间。2007年，我国肉类出口数量下降了15%，其中猪肉出口下降了37.3%;而肉类进口数量增长了57%，其中猪肉进口增长了116.22%。这些情况都说明，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我国肉类消费特别是猪肉消费市场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其次，为了获得数量充足、质量更加安全健康的肉类食品，要求人们在畜禽养殖、屠宰加工和产品流通等各个环节采取综合性的保障措施，全面提升肉类食品的持续供应和质量安全水平。随着生产投入的加大和生产要素价格的提高，肉类生产成本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将难以扭转。当前，肉类产业增加投入的要点是：
——加快调整养殖业生产方式和有效控制畜禽疫病。要加快建立农牧业生产与肉类加工互为促进的衔接机制，大力发展规模化养殖，特别是要大力促进中西部丰富的肉类原料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在全国范围形成区域布局合理的优势产业带和企业集群。
——加快调整产品结构，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道路。按照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的要求，大力发展资源深度加工，促进转化增值，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和食物出品率，确保满足市场需求和资源的合理利用；明显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和用水量，努力提高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三废”排放达到国家规定的指标范围。
——加强肉类食品安全控制和管理体系建设，确保肉品质量安全。在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方面，重点攻克溯源技术、快速检测技术、食品安全风险性评估技术、食品安全监测预警技术等。在现代物流技术方面，重点攻克数字化和信息化处理技术、冷链物流与智能配送技术、智能分级技术等。稳步提高工业化屠宰的比重，完善屠宰加工全程质量控制体系，确保肉类食品安全。
如果我们综合分析养殖业生产环节的饲料成本、防疫成本，屠宰加工流通环节的能源成本、环境成本，以及各个环节人工成本等因素，就不难看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肉类食品的生产经营成本基本上呈刚性增长态势。
在上述两大因素的作用下，我们认为，我国的肉类价格在数年内将持续在高位运行，虽有短期内的涨跌波动，但恢复到2007年一季度的价格水平已不可能。价格回落对消费市场而言是大好事，也减轻了政府的过大压力。价格回落，一方面说明养殖生产的恢复，另一方面说明它在循序对去年过快上涨中扭曲的一些环节正在调整，但过快回落是否对生产有利还应值得关注，尤其在猪及猪肉生产链长、其信息尚不对称的环境下，一旦信息有误必会酿成灾难。
我们应该看到，当前cpi回落，农产品价格的回落固然是重要因素，而成品油价格和煤电价格受到管制，可能是更重要因素。可是，管制成品油价格和煤电价格的结果，不光是相关企业的利润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使市场信号发生紊乱，时间长了，带来的滞胀将会对我国正在形成中的市场经济体制产生致命的负效应。
作为供求关系的调节信号，价格的形成机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枢纽。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闯关”彻底结束了我国消费品市场的价格“双轨制”，至今仍然有人错误地认为，是这次“价格闯关”酿成了日后的社会动荡。实际上，“闯关”的暂时性后果只是将隐性的价格失调问题显性化而已，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恰恰是“双轨制”本身。20多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大大提高，但要素市场的“双轨制”问题仍未根本解决，它也成为当今社会中滋生腐败、钱权交易的主要温床之一。反思过去所付出的代价，推动资金、土地、资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应当是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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