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本地人。如历史文献上习惯性称呼的“休宁戴震”、“歙县汪道昆”，现在戴震属于屯溪区、汪道昆属于徽州区。现在《休宁县志》、《歙县志》要不要立传。我认为历史上属于你这个行政区域的名人，对你们的影响又很大，可以记。如戴震、汪道昆，历史上对休宁、歙县的影响都很大，《休宁县志》、《歙县志》完全可以为他们立传。不过观念要转变，这次《休宁县志》、《歙县志》为戴震、汪道昆等名人立传，实际上是给外籍人立传，因为他们对“本行政区域有重大影响”应该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不是不可以立传，问题在概念上要弄清楚传主同本行政区域的联系。
疆域问题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人物，还涉及到事件、事业发展、建筑和文化古迹的坐落点等，如果说人物历史上在你的行政区域，你要记，那么宝纶阁修成是在歙县行政区域范围的时候，记不记？西溪南的老屋阁记不记？如此类推，不是把徽州区整个搬到歙县去了吗？对黄山市志而言就更可怕，婺源、绩溪县原属徽州区域，都得要记。黄山市的区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有的地方整个县、整个市拆拆并并，更不好掌握。现在《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作出明确规定“越境不书”，成为志书质量的硬指标，绝对不可以违反。
《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还指出：“交代背景，反映本行政区域外的横向对比、联系等，不视为越境而书。”但要把握好。《黄山市志》记“徽州文化”，“徽州文化”已经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必然要涉及到婺源、绩溪，我们采取“交代背景”法，但在具体举例时不过多的提婺源、绩溪的例证。
2、横不缺要项。《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四章第十四条规定：“内容完整，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哪些内容属于要项，哪些内容不属于要项呢？我个人理解，第四章第十三条所提到的具体内容范围即为要项：“（一）建置、自然环境、资源、人口等；（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交通、邮电信息、公用事业；（三）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经济管理等；（四）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党派、群众组织、公安司法、军事等；（五）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卫生和计划生育、体育等；（六）人民生活、人事和社会保障、民政、民族、宗教、风俗、方言等；（七）人物。”
这些内容都不可以缺项。邓国宝、钱金喜曾提出：“续志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动态事物，对一些静态事物，如山脉河流、地质地貌、土壤，以及建置、方言、民俗等，不必再写，可在续志的总述中扼要说一下。”6郭凤岐也说：“对于续志来说，又有了新的情况，所记述的内容，一般为二十几年的事，有很多事物，比如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建置沿革、方言民俗、名胜古迹等，没有明显变化，还要不要单独横分、单列篇章，把第一届志书内容作搬移式的记述？我看没有必要；在概述或综述里记述就可以了。”7《安庆市志（1978～2000）》干脆省略了民俗、方言。要项怎么能省略或在概述中提一下就行，那还是要项吗？不说设卷设篇，至少得要用章或节体现，这样处理不很妥当。
3、述而不论。《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三章第八条规定：“坚持志体。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述而不论。”记述方式上的直接记述和夹述夹议，是区分资料书和史著的标准。对于地方志是“资料”还是“著述”，历来有争议，来新夏认为志书是“综合性著述”，魏桥认为是“资料性著述”8。客观的说，志书不是一般性的资料汇编，它的著作性更多的是体现在匠心独运的谋篇布局和资料取舍的编纂宗旨上，在记述方式上则是直接记述，“述而不论”体现“资料性文献”的本义。
有人否定“述而不论”，认为“对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地方志如果固守‘述而不论’的传统，不加以分析和说明，读者就很难获得有效信息”。9其实当代人评说当代人，议论当代事，总不免有局限性。君不见，“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评说和议论，到后来，被当作笑话。人、事、物都必须经过历史沉淀，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述而不论”是地方志当代人记当代事的必然选择。评说之词对于写史来说，年代久远，无关弘旨。但地方志记当代，评说之词最易得罪人。明万历《歙志》主纂是著名史学家谢陛，该志采用史体，书中多有评说。如卷5《风土》在记载宗族祭祀及其奢侈浪费，“其器则金爵、银瓶、商彝、周鼎。其品则青鸾、朱鹭、斑虎、文鱼。其杂伎则角抵喧傩、狄鞮胡舞”，“未闻哭泣之声，睹登降之节，而但璀璨陆离之色，笙歌铙鼓之音，匝地以张，中天而起，隐如结蜃之市，俨如化人之宫。”然后一句结语：“呜呼，宁戚之谓何此？”徽州是宗族社会，尤为重视祭祀祖先，祭祀所花费资金越多，场面越宏大，越能体现一个宗族的势力。万历《歙志》的编纂者如此鞭撘宗族活动，必然会招致众人的反对。志书其它方面的议论也很多，虽然没有点名，但总会有人自己去对号入座，认为谢陛是在批评自己。志稿一出来，引来一片非议之声，要求重修《歙县志》。以致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刊刻印行万历《歙志》时，衔名竟然无主纂谢陛的名字。在一些士绅的积极推动下，天启三年（1623年）即开始天启《歙志》的编纂，次年志成刊刻印行。在十五年间连续修志，这在古代极为罕见的。参与纂修天启《歙志》的江秉谦对万历《歙志》就有一段激愤之词：“操觚之士期以三月倏忽成书，中间多有庞杂挂漏之迹。自辨志公言一出，即大夫亦怅然，无解于人言，亟欲改正，大书国门，而朝命行矣。呶呶至今，悬未了之案。”10所以《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述而不论”，具有很深的方志理论依据，同时又是硬规定，必须毫无条件的执行。
4、生不立传。《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五章第二十条规定：“生不立传。”不为生人立传，主张盖棺论定，这是我国编史修志的惯例。理由简单，当代人修当代志，受时势左右，顾忌较多，评价难以公允。其人未终，事迹不全，难以善始善终。对此，方志界的看法最为分歧。郭凤岐曾说：“‘生不立传’，可以说是旧志编修的铁则。这个法则本来是建立在“盖棺论定”理论基础之上的。然而盖棺就能论定吗？很多人不是盖棺以后论了又论吗？既然‘盖棺论定’的理论都站不住脚了，那么‘生不立传’还有什么铁则可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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