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里，我亲眼目睹了刘义权是用什么样的劲头干档案、爱档案，一点一滴书写对党的忠诚。

在刘义权眼里，党和军队的档案最珍贵，档案就是他的命。他是管档案收集的，见到革命历史档案就像见到稀世珍宝，拿不到要征集的档案，他比什么都着急；拿到了，比什么都高兴。

1990年，老刘和我赶到秦岭山区征集档案。当时，暴雨引发的山洪冲垮了路上的石桥，我提出先到附近旅馆住下，等路通了再说。老刘不同意。他看见有人趟水过河，便对我说：“我们好不容易和人家协商好，可不能因为去晚了再有什么变化。当地人能过去，我们也能过。”他当即带着我趟着齐腰身的水徒涉过河。到了河对岸，又踩着泥泞的山路徒步走了10多公里，才到了目的地。这一次，征集到档案资料800余件。回来的路上，老刘兴奋得眼睛放光，一个劲地念叨：“太好了！总算拿到了！”

老刘把档案看得比什么都重。一次，他到闽北山区征集档案，在乘车返回县城的途中，下起了大雨，道路泥泞，小车前半部突然钻进了前面一辆运输车的底部。当时，现场乱成一团，刘义权却紧紧地将装档案的皮包抱在怀里。这批档案入馆时，大家感慨地说：“这是老刘冒着生命危险征集来的！”

2003年，老刘和我到河西走廊征集一批重要军事档案，拿到后坐火车硬座连夜返回。从兰州到天水途中8个多小时，老刘一直抱着装档案的箱坐在座位上。我多次想替换他，他就是不肯，说：“我一拿到档案就兴奋，就睡不着觉，你们年轻人觉多，我年纪大瞌睡少，还是我抱着吧。”就这样一直抱到终点站。

刘义权最容不得的是，管档案的人没有把档案整理好。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档案整理不好，活档案就会变成死档案，就是对党的事业犯罪。”他工作较真、不留情面，在军队档案系统中是出了名的“死心眼”。那一年，总部机关组织档案达标试点工作，老刘是验收组成员。看到有个单位档案柜很漂亮，标签很精致，档案盒整齐划一，什么都好，就是里面档案没按标准整理。老刘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做表面文章，外面光里面糠。”同事劝他说：“这是总部抓的试点，亮点很多，能过就过吧”。但老刘坚决不签字，直到单位真正达到了验收标准。

档案馆的很多老同志，都知道老刘有一个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就是在有档案的办公桌上绝不放水杯，生怕不小心打翻了，淹了档案。老刘拿档案的时候，从不在桌子上拖，都是轻轻拿起来再轻轻放下；翻档案的时候，总是带橡胶指套，不在有字迹的地方摸；咳嗽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扭过头去……

这些年，红色档案在文物市场非常抢手，不少私人收藏家视如珍宝。馆里的同事为此感慨：国家重点图书《红军将帅手迹选》收录的有红军经历的78位将帅珍贵手迹380多幅，选用我们馆藏档案就有200多件，其中50多件是老刘直接征集进馆的。老刘把一生献给了档案事业，千辛万苦去淘宝，他要是个人收藏家，身价不可估量。

可是，他从来没有利用工作之便谋一分钱的私利。相反，他总是珍惜有限的经费，想方设法把每一分钱用在工作上。这些年出差在外，为了多收集一些档案资料，他总是住条件最简陋的招待所，有时连招待所的饭菜也舍不得吃，在路边吃一碗面条就算一顿饭。

在我的眼里，老刘是一个取舍特别“极端”的人。对于散失各地的我军历史档案，对于那些常人认为难以完成的任务，他千方百计去“抢”；然而，凡是涉及到个人利益，哪怕是一丁点的好处，老刘却总是在“让”。这几十年，老刘评职称时让，评科研成果时也让，让来让去，他退休时还是中级职称。他在档案馆负责编纂的各类重要图书中做了重要贡献，出版时都坚持不让在书上署名。

去年9月，老刘查出直肠癌晚期。我得知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惊呆了。没想到，确诊后的第二天，他还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再次戴上老花镜，拿起放大镜，一页页认真查看档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看着老刘的笑脸，他征集档案走千山、涉万水的身影，又好像浮现在我的眼前。此时此刻，我想对他说——老刘，你牵挂的红色档案还有很多没有收集完，我们脚下的路还很长，我还想和你一起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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