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短期性逐步显现出来。扩大内需，最终要靠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的改革中，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其次，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近年来，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分配关系呈现较为明显的失衡状况，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各方面承受能力较强，应该有条件、有能力在“十二五”时期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权威人士分析，要在坚持基本分配制度的前提下，切实保护公民合法收入和私有财产，同时尽快扭转城乡、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趋势，逐步形成中等收入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因此，将会加大税收在二次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据统计，200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3700美元，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财富增长很快，存量很大。但是，所得税和财产税还不健全、不完善，对调节高收入和财产收入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权威人士认为，这是目前我国二次收入分配中的“短板”，是“十二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

由此，从现在开始到“十二五”时期，要加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健全财产税制度，有效调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切实发挥好税收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此外，要进一步完善资源税费制度，解决资源占有者和使用者获得超额利益的问题。

其三，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加快推进城镇化。权威人士介绍，“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突破50%，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机构随之会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破除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推动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是‘十二五’时期亟待解决的重大体制问题。”其中，有两个方面需要重点强调。

进城农业人口的城镇化问题。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很快，但是在现行统计的城镇人口中，约有1.5亿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虽然常住城镇，但是工作和生活并不稳定，在公共服务方面还没有完全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推进城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逐步转变为城市人口，这样可以实质上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村人口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迫切。

土地问题。我国城镇化将持续以每年1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快速推进，一部分农村土地要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将会产生巨大的土地级差地租，“这些财富由谁来分配？按照什么机制来分配？如何从制度安排上既能保护农民利益，又能促进土地资源节约利用？对这些问题，要在‘十二五’规划中给出一个明确答案。”

其四，创新多元参与、平等竞争的公共服务体制。当前，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合理，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有关，也与社会领域改革滞后有关。权威人士指出，原因在于“政府责任不到位和包揽过多并存，该管的没有管到位，该放的没有真正放下去，发挥市场机制、社会组织和民间资本的作用不够，活力不足。”

“在公共服务中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政府是公共服务的采购人还是直接提供者？这是深化社会事业领域改革必须明确的原则性问题。”权威人士认为，社会需求是多层次和多样性的，各项社会事业都应该区分“基本”和“非基本”。政本文来自小草范文网府保障的是“基本”。“非基本”部分能够由社会和市场提供的，要切实交给社会和市场，政府履行好监管责任。

“即使是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也要讲究方式和效率。”公益性事业不等同于政府包办，“公益性主要指政府的投入和保障责任，但不代表必须由政府直接举办和提供。要逐步做到凡是适合面向市场购买的基本公共服务，都应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

政府转型的“牛鼻子”

“第一次改革主线是体制转轨，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提高经济总量。第二次改革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型，目标是形成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实现民富国强。”迟福林告诉本刊记者，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改革，对后30年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这其中的关键是政府转型。”

他分析指出，“政府转型决定‘十二五’改革全局。”比如，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矛盾，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基本责任；解决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解决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矛盾，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

“从现实情况看，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投资-出口为主导；以批租土地为特点；以重化工业为载体；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非改不可。&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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