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公民隐私权在内的多项权利，人们对警察的“新仇旧恨”，藉此形成了大爆发。

媒体“丑警”与民众的“仇警”互为效应，警察的社会形象每况愈下。在这样情况下发生袭警事件，公众的舆论不言而喻，会倾向那些敢于袭警的“英雄”，浙江温岭某派出所护送一个精神病人往医院，竟引起了群众的误解，引起了上千人的围攻，群众以为警察又在抓捕一位袭警“英雄”。海南儋州派出所因处警被围攻，多名警察受伤，派出所被严重损毁。媒体将袭警事件当作“新闻眼”，事后对袭警者的处置又普遍畸轻，在群众中产生了潜在的“示范”效应。

袭警行为诱因之三：警察职能泛化

90年代中期，警察开展了频繁的高强度的非警务活动，比如参加社区建设，开展便民服务项目与设施，包揽辖区意外事件处置等，进行“无限制服务”。比较典型的如居民误锁房门。公安承诺，公众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拨打110求助于警察，而警察有义务为群众解决任何难题。但是警察没有经过这许多“任何”中的任何一种专业训练，对于误锁房门的情况，他们只得用最原始的办法：爬窗外护栏。一位年轻的民警因此坠楼死亡。警察为居民爬户外护栏开房门，一直占处警的较大比例。想象力丰富的人质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习惯”把自己锁在门外。居民当然不会故意把钥匙丢在屋里为难警察，在生活中误锁屋门现象也确实很多，所以才有“开锁”这一行业。雇请开锁公司打开防盗门，耗资过百，而且防盗门可能报废。报警召唤警察，所费仅“谢谢”二字而已。警察在为百姓“排忧解难”，可是，警察在排除了居民的困难之后，却制造了另一宗“困难”：警察“抢”了开锁公司的生意，他们在“与民争利”。

其实，所谓警察的“服务职能”，所谓“热情服务”，被许多人包括被警察自己误读了。警察的确是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说到底，共和国所有的职业、职能，都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国家公务员称为“公仆”。不过，服务有分工，社会才有秩序。共和国公务员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他们不能因此就要包揽“一切”。在职能之内是服务，职能之外就只能叫帮忙了。检察院的职能是起诉，法院的职能是审判，如果检察院越俎代庖搞审判，法院投桃报李忙起诉，它们的服务职能就混淆了，肯定导致混乱。同样，公安把自己的职能扩大为社区的全方位保姆，就混淆了职能的界限，进而淡化自己的本职职能。

警察的本职在于保障社区安全，警察的服务，必须也只能体现在维护社会治安上，抛开“治安”这一本职工作，做其他的社区服务，做得再多再好，也不能算“服务”。警察用大量时间管他人瓦上霜，肯定会耽误处理治安这一门前雪。非警务活动也许会强化警察的“亲民”形象，但事情往往有另一面，警察亲民，会使“民亲”，而民亲的第二层次就是“民轻”，再其次“民侮”，接近“袭警”了。回到“导论”。警察属于“大人”之列，民众对作为为政者的“大人”，最高境界是“不知”，即所谓众庶“不识公门”，等而下之是“亲近”，但亲近之下，很可能就是“轻慢”。中国古代这些冷冰冰的“为政”理论，说出了深刻的道理。公众对搜山缉捕袭警罪犯不满，质问如果死的是一个普通百姓，是不是就要这样大动干戈。在这些人的眼里，警察只是普通的“服务者”，与古代的“大人”和现代意义“国家权威”没有关系，他们认为，警察有错，就可以“袭”，警察没错，但他妨碍了我的利益，照样可以“袭”。他们没有这样的意识：公众绝对不可以用任何方式侵犯警察，无论警察有“错”与否。警察职能的大幅度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警察威慑力的丧失，导致警察自取其“轻慢”。

袭警行为诱因之四：警察自我约束过度

在频繁发生的袭警案中，被袭击的警察多数不做反抗，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吉林德惠两位交警处置一起行车事故，引起女司机的不满，这位妇女在交通路口打交警的耳光达40个，俩交警手放在背后，任由那位妇女行凶。那位妇女行凶打人(不管她打什么人，乞丐还是警察)，肯定已经触犯了法律。交通肇事是过失行为，而打人则是故意犯罪，警察为了维持对过失行为的处置而置犯罪行为于不顾，违反了法制的基本精神。为此，他应该受到两项处分。第一项，他舍大取小，违反了法的紧急情况优先处置的原则；第二项，他放任他人对警察的恶意攻击，违反了警察有义务维护国家公权力不受侵犯的原则。毫无疑问，那位妇女在“袭警”，而被袭击的警察对此毫无作为，公安机关事后的表彰实际上默许了袭警行为的合理性。这样的推测是合理的，德惠的妇女袭警事件之后三年，6月，扬州一位郭姓男子，在某小区门口殴打处警的警员18分钟。诸如此类的袭警事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警察的执法绝对不可以损害国家尊严，不损害国家尊严的主要表征，是不损害执法警察的尊严。以个体形式处警的警察，代表国家形象和政府权力，自然人的警察和执法者的警察合为一体。警察代表国家政权行使权力，昭示国家的尊严。警察的尊严受损，就是国家的尊严受损。

警察频繁遭受袭击而不予还击，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警察处警或执勤很少佩带警械，而袭警者大都携带武器。在袭警者面前，警察没有还击的能力，甚至没有防御的能力。10月北京袭警案，追捕罪犯的警察就是在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被犯罪分子用钝器击打致死的。主观方面，警察即使有防御能力和还击能力，也不会实施积极防御或主动还击，他们只能进行有限的消极防御，将伤害尽可能减至最低。因为警察的还击或防御很可能被判定为“过度使用警械”，他和他的单位将因此受到严厉的处罚。当前我国对警察开枪的处分，很像古代监狱对入狱者的惩治。新入狱者要吃“一百杀威棒法”，开枪的警察有错没错都得准备检讨书。既然携带警械而不能使用，一旦被劫夺，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警察已经习惯于不佩带警械，以致人民警察在执行警务时几乎完全不设防。不设防的警察不具有威慑力。

西方有“警察是公众‘守夜人’”的理念，中国理论界将它直译为“更夫”。要注意，“守夜人”是西方法律对警察职能的比喻说法，关注点在于保护民众，至于如何保护，西方并不认为警察必须赤手空拳。相反，西方法律对警察执法权力和警察自身权利作了明确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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