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从而进一步扩大经济的制造产能;与此同时，由于普通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下降，民间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也只能跟着下降;这就加剧了国内产能和国内需求的失衡，使得中国更加依赖于出口，而为了便于出口，就必然要求人民币停留在低币值水平。

民间消费增长不足、人民币汇率必须很低以及巨额贸易顺差的膨胀，这些都是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产物，不是偶然。

过去，对各种资源的国家所有制和并由政府控制经济，使中国能够迅速工业化，其好处是明显的。但是现在，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情况跟以前不同，增长模式必须转向靠内需，而此时，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政府征税太多就成了增长模式转型的根本障碍：因为它们抑制了民间消费的增长，所以，国有制经济体和征税权不受制约，也要为全球贸易失衡担负部分责任。

因此，尽管人民币升值在表面上可以促使国际贸易结构发生部分调整，但是，如果国有资产能够被民有化，并且纳税人对政府的征税权以及财政预算有更多实质的监督，那么，这不仅能促成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开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进程，而且也将有益于全球经济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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