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在侯宗宾的报告中也得到了肯定：“廊坊的领导班子有两大特点：一是学历高、眼界宽；二是风气正、没闲事。一班人性格各异，但工作上团结融洽、一心一意，没有杂音。”吴显国也曾拍着胸口说，“在廊坊，谁的官是买来的，拿我吴显国是问！” 吴显国提出要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在他看来，一些地方把素质较高的干部安排在机关，把素质较低的干部放在基层的“七所八站”，结果这些人“生冷硬黑”、吃拿卡要的作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他的推动下，“优秀的干部放到基层”成为当地的一种共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徐湘林教授认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干部制度改革，是一场“精英的大转换”。与传统干部相比，这批新兴的知识型和技术型干部具有讲求实效、尊重科学、注重解决具体问题的实干精神，他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支持改革开放的立场也顺应了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这一点在吴显国身上也有体现。这位皮肤略黑的市委书记在提到构建“和谐廊坊”时说：“群众最关心什么？不是财政收入，不是项目引进，而是孩子毕业了能否找到工作，失业了能不能领到保险金，生病了到哪儿去看。这些都要从制度和机制上来保证和解决。”与此对应的是，廊坊市先后出台20多个政策性文件，事关土地承包、征用土地、城市拆迁、下岗失业职工安置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等。 提倡“和谐”的吴显国认同经济社会相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单向、片面的发展如同瘸子赛跑，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为此他提出了加快建设生态环保城市的目标，使廊坊市成为中国第一个整体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城市。 吴显国重视“软环境”，他曾打比方说，硬环境是骨架，软环境是灵魂。没有灵魂，骨架也就失去生命。廊坊市建立了政府服务超市，将市政府所属28个行政部门的119项审批办事权限集中到办事大厅，提供一站式服务。 在廊坊市政府院内，矗立着一块醒目的牌子：“群众小事，政府大事”。这或许就是吴显国“和谐”观念的根本所在。 汪玉凯学者是社会的医生 春节过后，国家行政学院的汪玉凯教授在网上看到了自己违章停车的记录。但按照日期来看，发生违章的当天他在北京大学给博士生上课，车一直停在院里没开过。他找到当事的执法人员理论，对方最终承认出错了，但拒绝道浮? “这就是观念问题，出错本身还反映了工作之中的漏洞。”汪玉凯说，现在的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管理型政府”，而是“管理服务型政府”。温家宝总理在去年两会上提出“创建服务型政府”说明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今年“两会”召开前，作为5名被邀请的专家之一，汪玉凯到中南海参与了“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探讨。接受采访前一天，他还在太原为山西省政府作“推动电子政务与提高执政能力”的报告。 在提倡“专家治国”的今天，知识分子成为越来越受重视的群体。自从“十六大”之后，新一届中央*局就已经组织了不下20次集体学习，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举行讲座，就有关专业领域的问题指点迷津。 身为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汪玉凯的“学生”也常常是省部级、司局级的政府官员，从“学生”那里他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国情和政府政务。对于2005年是“改革年”的提法，汪玉凯认为政府改革是其中的关键。 在汪玉凯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体系中，作为公共治理主体的政府是决定性角色。“和谐社会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而对这两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公共治理。” 出身农民家庭的汪玉凯很关注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前不久，他写的《2004年中国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被50多家媒体转载。汪玉凯认为，自己从几年前开始研究的电子政务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条途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府部门的腐败现象。 汪玉凯赶上了政府信息化工程的早班车，至今已出版了数本电子政务方面的著作，参与过天津经济开发区、北京西城区政府电子政务方案以及上海电子政务建设的论证、咨询等工作。 “我的职业决定了我重视公共治理。”汪玉凯很赞赏西方的一句名言：“学界是社会的批判力量”。学者要做的就是帮助政府去发现社会中的问题。他认为，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学界的作用，让他们为改革出谋划策，政府可以从中获得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吕邦列“农民精英”的困惑 “我给你们报社想了个广告创意，按这个想法我们都能‘双赢’”。刚见面，“村官”吕邦列就对记者说。 此时已是晚上7点，寒风中的吕邦列穿着一双单布鞋。刚从湖北赶到北京的他住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村”，不到三米的通铺上挤了5个人，房价是一晚上5块钱。 吕邦列所说的“广告创意”是找个公司出钱在报纸上合作刊登“悬赏广告”，以自己的“破解‘三农’难题”方案作为“靶子”，“谁能推翻我的理论，就给他50万。”吕邦列自信没人能够“辩倒”他。 作为目前中国以“非正式候选人”身份当选县(市)一级人大代表中惟一的农民，吕邦列在2004年又高票当选湖北省宝月寺村村委会主任，但随后他想推行的“基层民主”却在现实中连连碰壁。这个被称为“农村草根民主领跑者”的“农民精英”正陷入无计可施的境地。 根据普遍的说法，中国的8亿农民大多面临着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民主方式不健全和收入增长幅度缓慢的难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就认为，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和农民怎么发家致富是当前农村的两大问题。因为收入增长过慢，从1998年起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出现减少或停滞现象，“三农”问题也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的一个主要问题。 在吕邦列看来，自己的遭遇就是“不和谐”的典型例子。 从2001年开始，他用上访的方式反映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把推进基层民主当作自己的目标，但在村民的眼中却成了一个“自己贴钱到处跑的怪人”；高票当选了村主任，但真到要兑现竞选诺言清理帐务时却成了“孤家寡人”：因为害怕被报复，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干。 因为搞“草根民主”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穷困潦倒的吕邦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据说他的老母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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