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担心米缸里的米还能吃多久。事实上吕邦列的遭遇并非特例，李昌平曾说他认识的浙江一位民选村主任当选后也陷入困境，上百万家产几乎折腾光。 吕邦列坚持认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本身就有“不和谐”的地方，突出的问题是它所规定的农村基层民主方式运做起来成本太高，要花很多钱，农村根本无力操作。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也指出，用选举的方法解决村级矛盾，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 吕邦列到处宣传自己的“三农”理论，但当地的镇委书记认为他“总考虑国家领导才考虑的事”，学者们对他的评价大多是“太理想化”。这个“农民精英”在失去了本村村民的支持后，在当地领导和理论学者那里似乎也没找到同盟者。 在“两会”召开当口来北京的吕邦列认为，农村“和谐”的关键就是要发展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认为我们行，他才跟我们走。”这样他们才能带领农民搞基层民主，提高农民素质，否则“一切都无法推行”。被选为村主任的他就是因为“民主”成功了，但还是没有带领村民走向富裕而到了现在不被信任，无人支持的状态。 “先经济，后*，否则越选越乱。”当村主任期间，吕邦列曾遭到村民的4次殴打，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孙大午和谐社会应该“官民共和” 与去年8月参加完中国民营企业家思想论坛会议后落寞地走下地铁口的情景相比，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孙大午首先来了个大喘气。 “你先让我喘口气，现在还差几分钟，那就不是我迟到，而是你提前了。”曾听人说，孙大午之所以2003年会“出事”，一是因为他不会“说话”，二是不会“办事”，现在看来他却是“绝对守时”。 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一员，孙大午的经历就像非公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一样，亦步亦趋如履薄冰。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开始从农村地区“战略大撤退”，同时，各商业银行对县级机构贷款权限上收，县级以下地区贷款的发放受到严格控制，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率先遭受打击的自然是民营企业。 由于无法从金融部门获得贷款，靠1000只鸡、50头猪起家大午集团开始通过向周围村民借贷的方式筹集资金，这种后来被称为“民间先行者的融资实验”却几乎给孙大午带来灭顶之灾。而孙大午在2003年的遭遇，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民营企业这个群体的无奈。 虽然孙大午一再声称自己的企业很小，不足以与河北的其它名企相比，但大午集团仍是集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工业、教育业为一体的大型科技民营企业。而早在10年前，大午集团就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位列第344位，集团资产总规模达到上亿元。 “我所理解的和谐社会，应是官民共和，穷富共和的社会。在实现官民共和的前提下，才有穷富共和。我认为，现在老百姓不是‘仇富’，而是‘仇恶’，仇恨市场弄权，官场要钱，权钱下的黑幕交易。所以，我一直主张财富应向有道德的人转移。” 不知是否由于太执著于这个主张，据说孙大午逢年过节从不请客，即使给某些单位送礼，顶多是一箱鸡蛋；在与学术界人士频繁往来的同时，却疏于与政界人物交流。这种“与众不同”，使他这些年碰壁不少。 “比如说前天交通局就卡了我们的车，仅仅因为车上装了点菜。这种‘壁’对于我们企业每时每刻都会‘碰’，太阳里面也会有黑子，只要人心不让阴影遮住就行了。”孙大午口气很是达观。 但提起大午集团内部实施的“君主立宪制”，孙大午却称这是他在2004年最感欣慰的事情。 所谓“君主立宪制”就是将企业的所有权、决策权、监督权三权并行，三权分立。孙大午和家人组成监事会对董事会、理事会进行监督，但无权决策；他本人拥有企业产权，后代将会继承；而由大午集团下属5个分公司各推举出来2名代表组成的董事会拥有决策权，但无权干涉经营；另由分公司一把手组成的理事会执行董事会决策，行使经营权。 “我这里不存在股份股东，所有者不再是决策者，决策者也不能干涉经营者。目前已实施三个月了，企业发展挺好的。”孙大午显然很满意自己的“发明”。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浮出水面。舆论普遍认为，这个被称为“36条”的文件是政府在从多个方面给民营企业“松绑”。 “我不可能左右外在，但我可以在许可的范围内实践执政为民的理念。赚钱不是为了个人富有，而是为了大家都过上幸福生活。大午集团呈现的是一片祥和，尽管有上下属的职位差别，偶尔也有个别不和谐的声音，但这里人格平等，整体趋势是和谐的。”孙大午说。 翟淑芬“农转工”后的无奈 翟淑芬每天都会看看新闻，她想从报纸或电视上找到北京市有关部门针对“农转工”这一群体的新政策。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迅速兴起了城市建设高潮。一些城市郊区的农业用地因此被征用。按照国家有关补偿办法，一批失地农民转业成为产业工人，翟淑芬就是其中的一员。 现在她正忙着照顾生病的爱人，外面的便利店空落着，没人看管。不过也快关门了，因为生意冷淡，加上女儿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快要生产了，到时候自己就顾不上这个店了。 前几年，翟淑芬常会找到市劳动局，请求给像自己这样的“农转工人员”与其他工人同等的工资待遇。她说自己现在的待遇只是原正式员工的60%左右。市劳动局工作人员对此的说法是，工资待遇是依据有关政策规定执行的。 在女儿的劝说下，从去年8月份开始，翟淑芬不再找有关部门理论了。 翟淑芬的爱人老杜也是“农转工”，在国企改革中“首当其冲”，6年前花4万块钱买断工龄后赋闲在家。 在北京市政府的网站上，丰台区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有关文件称，今年3月份，1472名补缴社会保险的农转工自谋职业人员的退休审批工作已完成，并进入基本信息录入、核对阶段，计划3月中旬进行第一笔养老金的发放。 老杜要拿到自己的养老金还得等7年。这期间，他必须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金。“去年缴了3600元。”翟淑芬说，等孙子出世了，祖孙三代得挤在自己这套房子里。家里的另一套房子出租了，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