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即从前现代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的变迁，和由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多种因素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形成了种种复杂的社会效应。随着社会风险化和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的扩展，我国社会中各种不和谐因素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种种问题对我们现行的政策、体制、服务和管理系统构成了挑战。因此，在重要战略机遇期达到“社会更加和谐”，也就成了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必经之途。

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包含了对西方旧式现代性弊端的深刻检视，表现了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理论发展趋势的现实预感，以及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变革经验事实的概括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场促进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伟大实践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和谐社会思想，把理论的可欲性与现实的可行性融为一体，将和谐社会纳入了可行化过程。“可行化”意味着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和谐社会的构想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应当看到，社会的风险化会形成更多的非预期性后果。这需要我们对现实中的多重事实做出权衡，提高社会结构的自我耦合、调节和矫正的能力。

其一，奠定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依靠科学技术，以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就要进一步深化对旧式现代性的反省。如果任凭人的欲望的驱使，继续将自然当作手段和工具，就无法摆脱来自绿色的诅咒，也无法避免遭受来自绿色的惩罚。应当认识到，社会是人文系统和自然系统的整合体，必须以此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工程的一个基点。

其二，形成和谐社会的学习特征。今天，重构传统已成为一种“传统”，社会纽带不再取决于承袭。现代社会是学习型社会。在社会学视野中，学习型社会意味着学习型主体的普遍化，是社会行动主体（个人以及集体、社会和国家）的自我更新。这种更新将体现在主体行动意义和生活实践方面，最终将体现在社会制度和结构之中。所以，通过这一过程能够推进人的对话和沟通、共识和信任，从而使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创新资源得到扩展。学习将促成主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的胶着、互生，也必将构成向和谐社会趋近的实践。

其三，把握和谐社会的工程指向。现代性是人类型塑历史的工程。新型现代性意味着与旧式现代性不同的工程指向，要求我们对社会工程采取积极反思和能动创造的姿态，进行新的规划、设计和运作，以及社会生活的重建——民主制度的民主化、法律秩序的法治化、社会管理的社会化、公共服务的公共化，等等。这些重建应广泛地涉及市场、婚姻、家庭、社会群体和组织，旨在修复和

巩固社会团结，为和谐社会铸就坚实根基。

其四，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育。现代性是人的自我更新、自我造就、自我解放的时代，人的主体化意识和行动是现代社会工程的基本保证，也是和谐社会和新型现代性的重要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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