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管控力量的发挥应该注重运用经济机制来解决节能减排问题，而不仅仅是依靠行政强制性。

孟庆轩中国投资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简介：曾任教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包括：投资管理学、公司理财及战略决策。

40多年前国际智库罗马俱乐部在着名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中曾经提出了增长极限的概念，但我认为在多样化和创新的前提下增长的极限将会大大放宽，因为增长的内涵是变化的，这也是节能减排问题的真正解决途径。

节能减排会直接削减企业的利益，因为企业追求的目标是公司价值最大化或者股东权益最大化，能源的成本在企业的总成本中是边际递减，企业产出规模越大，能源的价格信号越微弱，即使能源的价格继续增加，企业也没有经济上的激励去节能，所以能源价格的提高只会引起通胀而不会对大规模的耗能产生有效的制约。

《增长的极限》发表数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很多结论被证实，有些被证伪。我们能够明显证明的一个结果就是多样化的意义，即：假设有n种资源时，人类的生存可以延续h年；当人类拥有了n+1种资源的时候，人类可以延续的不是h+1年，而是2h年。资源多样化或将是中国节能减排中所需要的一个重要思路。通过比较完善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税收政策和技术政策，从宏观到微观层面上鼓励企业把节能减排和增长这两个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改变我们的目标体系、激励体系和价值导向，让减少的经济利益和增加的经济利益相平衡，比如节能减排，肯定会影响传统的gdp，但是如何让它减少得不那么厉害呢？一个加法，一个减法，合成作用到底是加还是减？通过一定的金融创新，使其减少的尽量少、增加的尽量多；另外通过把节能减排产业化，直接把产值的减少转变为产值的增加。lOCaLhost

中国节能减排制度的变迁也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排和后治的阶段，在这期间企业不用担心节能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污染，走先污染再治理的道路。第二阶段是同时阶段，要求企业一边发展生产，一边治理污染，两者同时做到，但是对企业来说，没有人愿意主动偏离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去满足社会目标，所以这种方法不起作用。在此期间和此机制之下，节能减排的效应只能是边际改进，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能耗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污染排放也在非线性增长。第三阶段是有机集成化模式，即应当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对经济的增长模式、企业的盈利模式和节能减排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机集成化设计，目标是使得节能和减排的行为能够实现盈亏平衡甚至赢利，这首先是一整套政策设计，在价值体系调整的条件下，这个问题是有解的。在哥本哈根世界环境会议上，别人对中国有误解。我们本来要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用创新机制解决节能减排的问题，但别的国家以为我们要回到第一阶段，显然我们需要加强运用经济学对制度解释的能力，并加强宣传的效果。

政策制定要特别注重长期的预测和规划，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结合。要知道短期化是人类的非理性行为，以上第三个阶段的政策和战略设计好了，相信节能减排的难题一定能解决，然后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关注：第一，管控有力；第二，真正技术的创新；第三，有关金融工具的创新；第四，人们对此问题观念的改变。有了这四点，好的政策才会产生好的成效。

国家管控力量的发挥应该注重运用经济机制来解决节能减排问题，而不仅仅是依靠行政强制性。在节能减排的过程中，行政力量必然是一个主要的调控力量，但不是唯一的，行政力量直接生效但却不足够；市场力量是应该开发出来的，它还具有杠杆作用，即四两拨千斤，因此最终胜利仍取决于市场能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