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是否正确、资金使用效益如何，有无挤占挪用现象等，都关系到财政职能的发挥，关系到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因此，必须逐步建立从财政预算支出的申报、拨付到使用等全程的跟踪监督机制。

3.由事后监督为主向事前、事中、事后的综合监督转变。没有事前、事中监督，根本谈不上监督体系建设。

4.要从大检查突击性监督向日常全方位监督转变。大检查带有突击性质，并且检查对象多是企业。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工作的中心是以治理为主，因此，财政监督要转变监督方式，逐步由突击检查转到日常全方位的监督。财政监督不只是简单的查，要查、督并重，甚至监督应该更重要。重点不再是企业，而应是财政资金，真正形成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检查相结合的财政监督工作新格局。

5.由监督检查转变到监督服务。财政监督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只重检查，不重治理，只重收缴，不重整改，监督检查与治理服务相脱节的做法。变单纯的监督检查为监督服务，把监督检查与建章立制、堵塞漏洞结合起来，达到为加强财政治理服务、为财政中心工作服务的目的。

6.从对外为主向对内为主转变，强化内部监督。财政部门手中的“财权”决定了有必要在内部建立起强有力的自我约束机制，包括自身队伍建设，制度规定的建设，行使内部审计职能，提高工作透明度、规范自身行为。内部监督应该做好内部审计、专项检查和离任审计。

三、坚持财政监督职能，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完善配套措施，把财政监督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坚持财政监督，健全财政职能，确保市场经济有序运行，就必须加强财政法制建设。依法理财氛围越好，财政监督职能越能得到充分发挥。在这一点上，德国、丹麦等国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德国、丹麦的法制比较健全，因此，财政监督的法律地位非常明确，财政监督机构及其职责、工作任务都有议会通过的法律条款作依据，财政监督有法可依，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其次，德国和丹麦把财政监督工作寓于整个财政收支活动之中，监督无处不在。在税收、预算编制、财政资金拨付、决算和资金使用效益各方面均有监督。

再次，德国和丹麦的财政监督机构体系是比较完善的，如有议会、财政部门、政府主管部门、审计署、社会中介机构等各个方面的监督。它们既明确分工、各有侧重，又互相配合、形成合力，还互相制约、互相监督。预算编制阶段由议会、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监督机构发挥监督作用；预算执行阶段由财政部门、主管部门的监督机构、审计部门发挥监督作用；决算阶段则由议会、审计部门、社会中介机构发挥监督作用。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也很重要，一有问题就揭露，财政、审计部门会马上介入调查。

因此，在今天国家实行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好的作法，加强财政监督立法，并逐步实现财政法治化，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一)、逐步提高全体民众、非凡是国家机关公务员的财政民主法制意识，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具基础性的工作。财政民主法制意识的核心是端正对财政的本源和本质的熟悉，真正明确财政乃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财政资源是全体民众利益对于国家公共机关的让渡，为的是使公共权力能切实为民众服务。历史上许多统治者在把其所拥有的权力外化于民众权利，认为权力“当然”为其据有的同时，也把财政资源视为“当然”由他们占有。他们可以随意巧取豪夺，并肆意挥霍。有时对民众稍为放松搜刮，或为民众公共利益作些财政支出，便大肆宣扬这是“仁政”，是统治者对民众的恩赐。我国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常见有些地方或部门领导人，以其善于向中心或上级争取到财政资金或建设项目，能批到条子，或者能够截留本应上缴的财政资金，引以为荣，吹嘘有本事，给了本管辖区民众以恩泽，某些地方官员甚至以“父母官”自居。而许多民众也为此感恩载德，顶礼膜拜。这都是本末倒置，是非颠倒。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长期流行的一些教科书中，对于财政的定义多为：财政是国家凭藉国家权力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这种定义乃似是而非。它只不过记录下了国家财政活动的现象-不错，它是“凭国家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但为什么需要国家权力存在？为什么要让它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定义却未能回答。仅此一例，足见人们财政观念的转变，财政民主意识的增强，多么重要和不易。

(二) 广大民众的财政观念端正、财政民主法制意识增强，是财政和财政监督立法及法律实施的社会基础和根本保障。法律反映民意，充分而准确体现民意的法律，才是良法，也才最有权威，才能得到很好遵行。国家机关公务员的民主法治意识增强，才会自觉恰当地进行财政活动，减少财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发生。

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刚坚强调法制时，人们曾提出社会主义法制要求四句话，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若用法制标准来衡量，这是很不够的。四句话只有两层意思：一是要立得有法，二是法要实施。但所立之法如何？是良法或恶法？这往往尤其重要。我们也常听人们在谈到加强我国财政监督立法时，往往更多关注的是立法的完备，而未深究法所应体现的民主法制精神。而这正是当前我国立法所要高度重视的。当然要真正实行财政和财政监督民主法治化，还需要其他许多条件，包括需要同国家的财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民主法治化进程相适应。

下面再简要谈谈我国财政监督立法的其他几个问题。首先，财政监督需要覆盖国家财政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因此这各方面和各环节都需要进行财政监督立法。鉴于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完善预算监督和国有企业财务监督等方面的立法。

其次，从监督主体来说，应高度重视民意机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财政的监督。财政监督立法应突出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权威性。鉴于我国当前财政监督主体及其监督职权过于分散，需要以立法明确划分职责，理顺关系。可以借鉴有些国家所实行的财政总监制或审计院制的作法，在中心政府设立权威性的财政监督机构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