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医学学部”的会场，正好院士们在热烈讨论“院士入选标准”问题。来自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匡廷云院士说：“很多人都在问上世纪九十年代袁隆平院士为什么没有当上中科院院士。有人就在那儿胡乱猜测，说是某某资深院士的阻拦之类。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评价体系问题。当时对农学

方面的专家，考虑的仍旧是发表的文章量有多少，‘影响因子’有多大等等，可农业是事关全国的大问题，一个农业方面的科学家更应该评价的是他的工作给国家造了多大的福利。今后，院士们要成为‘国家思想库’，农学方面的院士自然要给国家的‘三农’发展提出更多的战略思想。但如果农学方面的院士评选标准不改，将会把更多的优秀农学专家阻挡在中科院院士体系之外。”

中科院物理学家王鼎盛院士说：“我在编《中国物理快报》，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每年最多能收到300篇稿件。现在每年都能收1500篇左右，能发表出来的只有六七百篇。这些来稿中，有学术道德问题的大概占2%左右，比过去有所提高。显然，这跟急功近利、跟不少单位的‘唯论文论’有很大关系。因此，院士们要带头改革这一点：在本单位里形成一种风气：不光看论文的数量，而要看论文的质量；不光看论文的质量，更要看工作的质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院士说，基金委成立20年来，已经投入了180亿元，这些钱主要的成果，就是培养了一批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的帅才。现在，除了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之外，前几年又推出了一个新的激发人才成长的政策，就是支持“创新团队”，支持一群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形成一个在国际前沿拼搏的研究团体；同时，针对越来越多获得外籍的科学家回国工作现象，又出台了一项政策，只要他们全时全职在国内唯一受聘单位工作，也可申请杰出青年基金。去年已经支持了10人，今年预计也能支持10人左右。“杰出青年和创新团队的支持成效非常明显；我们正在考虑加强对杰出青年基金的支持强度，过去是1个人4年100万元，可能的话，争取把它提到1个人4年200万元，希望这样能够对培养人才起到很好的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计算机专家倪光南说：“目前我国已经定出一个策略：应用型创新应当逐步向企业转移。对此我非常支持，因为有数据表明，我国大中型企业有研究中心的只占约25%，进行研究活动的不过占30%。显然，今后越来越多的地方会像深圳那样，90%以上的研发活动都在企业内进行。可现在不少企业的负责人没有创新意识，长此以往，‘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显然只是一句空话。这也提醒我们这些院士，如果可能，应当主动地、爽快地与企业合作，哪怕因此受点委屈，受点伤害，只要对国家创新有益处，我们就应当勇于投身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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