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各司其职，彼此配合，

互相制约。在司法实践中，作为刑罚执行机关的监狱最能及时、全面掌握罪犯的改造表现，对于罪犯是否符合假释的条件、能否适用假释最有发言权，因此赋予其提出假释建议的权力是合理的。但由于监狱机关在刑罚执行中的参与者地位，导致了若其对罪犯能否适用假释做出裁判具有审理自己案件的嫌疑，其非中立性地位易导致对裁判是否公正的猜疑，因此除赋予监狱执行机关提出假释的权力外，还应赋予罪犯在认为自己应当适用或者符合假释适用的条件时提起适用假释请求的权利。现代刑罚理念认为，刑罚要改造的不是罪犯的错误犯罪行为，而是罪犯本身。我国政府于1992年发布的《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中也指出：中国改造罪犯的基本原则是对于罪犯不单纯进行惩罚，而着重于改造和转化；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注意贯彻人道主义原则；严格保障罪犯的权利；对罪犯的改造贯穿以教育为主的原则；以及注重对罪犯的感化工作34。这就意味着，随着假释已由原来的恩典性质演变成受刑人的权利，罪犯在认罪服法，努力改造的进程中，应享有一定的权利，这是罪犯的人权。让罪犯享有与之相适应的提请假释权，且让罪犯参与到假释程序中，不仅有利于事实的发现，罪犯的改造，也体现了程序公正。建议规定相应程序对罪犯权利予以必要保障：（1）规定重大假释案件公开开庭审理。如对重刑案件、在押人犯关注案件、社会影响大的案件一律公开开庭审理，由监狱执行机关承担举证责任；（2）明确规定罪犯对于假释的知情权、辩护权以及对于假释裁定不服时的上诉权。

（2）实施动态监督机制，确保假释健康开展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对所有司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确保法律在司法的各个环节都得到统一、正确实施。因此，其有责任，也有权利对刑罚执行机关对服刑罪犯的日常考核工作实行同步、全程、动态的监督，刑罚执行机关报请假释和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假释裁定等环节，也应完全透明地置于检察机关的同步监督之下，而不应仅仅是裁定作出后的事后监督。这既符合宪法关于确立检察机关职能、性质等立法精神，也符合刑事法律原则。具体步骤如下：

一是监督刑罚执行机关对罪犯的考核，检察工作人员应经常深入服刑犯中调查了解情况，尽可能全面、准确、客观地了解罪犯服刑期间的实际表现，并列席参加听证会；

二是刑罚执行机关向人民法院报请假释时，应先向检察机关通报或事先征求意见，检察机关应核实上报的罪犯表现与掌握的表现情况是否一致，提出意见后由刑罚执行机关一并报送法院；

三是检察机关应与刑罚执行机关定期或不定期地相互交流信息，相互通报情况，对假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处理解决，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造成严重后果。

（3）明确规定撤销假释的法定程序

对假释的撤销，新刑法只在第86条提及“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但具体何指，没有明确规定。这里的法定程序应为，犯罪分子又犯新罪或发现漏罪，若管辖权在基层人民法院，应先由批准假释的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假释，然后再移交下级法院审理；若管辖权在中级人民法院，则依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假释。如果新罪或漏罪须判处刑罚，由该审判的法院在判决时，将原宣告的假释一并撤销，依照刑法并罚决定执行的刑期；如果新罪或漏罪免除处罚的，则收监执行自假释之日起尚未执行完毕的刑期。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提出撤销假释的建议书并附相关证据材料，交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予以裁定。

5．取消假释的禁止性规定，提高假释适用的时间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81条第2款从犯罪人类型和罪与刑两方面对假释对象予以了限制：“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这一禁止性规定出台后，在社会上反响极大：监狱干警认为该规定给管理工作带来了难度，增加了监狱中的不稳定因素；利益相关罪犯认为该规定对他们客观不公，担心受到各方歧视；刑法学者对此则褒贬不一。

笔者认为规定累犯、暴力犯罪不得假释有失科学性和合理性。

第一，它不符合我国的假释理论。假释是刑罚已经执行部分后，根据犯罪人在狱中的改造和悔罪表现，判断其是否“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而决定是否对受刑人适用的行刑制度。这里所说的时间条件和实质条件缺一不可。根据这两个决定因素，行为人是累犯，仅能表明其再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并不必然等于，后罪之刑期执行了部分后累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仍然较大，以至于 “确致再危害社会” 不符合条件而排除适用假释。我国刑法此条规定否定了所有累犯适用假释的可能性，没有认识到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规律，是与我国假释理论相违背的。

第二，它违背了我国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立法本意，不利于促进累犯的教育改造和改过自新。前面已经论述，假释是附有“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条件予以释放，减刑的适用应比假释更为严格、谨慎，但对于累犯和暴力长刑犯，法律却并不排斥减刑的适用。这种逻辑上的矛盾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缺陷。累犯制度的设立初衷，并非仅为了给予累犯较重的惩罚，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其从重处罚来促进累犯的教育矫正。我国刑法却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完全剥夺累犯应当享有的平等权利，破灭其通过努力改造争取提前出狱的希望，这必然挫伤累犯改造自身的积极性，其结果自然也违背了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促进改造、鼓励自新的目的。

第三，忽略了刑罚个别化的真正要义，不利于刑罚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在押暴力犯中，有一部分在犯罪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或从属地位，有的犯罪分子原来本质并不坏，这类人悔改意识强，改造表现积极，与严重危害社会、性质恶劣、恶习深、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罪犯显然有明显区别。对这类罪犯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区分故意和过失，在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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