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还不能被接受为合格的高级电脑工程师，也不能被认为是高级市政管理人员，或会计师。要进入那些领域，他还需要努力学习，获得那些领域的重新认证。比如说得到管理学位、会计学位或相关的证书，获取他的新的专业资格。所以说，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社会，一个人拥有数种专业能力，数种专业认证，是常有的事情。它保障的是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运行的高效性，主要的学习过程在进入工作岗位前就基本完成。前面提到的职业经理人、职业市政高管（市政经理），或职业政治家都属现代的专业范畴。职业经理人强调的是组织、人事、财务和协调工作能力，职业政治家强调的意识形态忠诚度、群众工作和政治操作能力。在现代社会，他们都需要有专业训练、行业经验互动和多年摸爬滚打的实践经验。

在社会现代化发展不够、社会分工不细、专业化水准不高的条件下，人才的专业要求较低，跨行业流动比较容易和可能。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分工越细，对人才的专业化要求就越高，专才的价值才最大限度地显现出来，跨行业流动就比较困难。即便是我们常说的“通才”，也必须要是一定业务范围内的通才。比如说，用一个只懂得农业的人才去管理导弹制造，显然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用一个聪明的懂得农业的人去管理导弹制作，虽然说不是没有可能成功，但中间他需要花费的学习时间太长，会使他管理的队伍很长时间没有方向，难有作为，自然不如选择一个已经对导弹制作有所了解的人，最好是一个了解本行业，并且处于前沿的专家，一上任就有方向，有措施，有步骤，知道到哪儿去找有潜力的干部和助手，立即大刀阔斧地展开工作。如果他从事的是导弹制造的管理工作,就必须有导弹工程和管理人员的两种证书；如果是在导弹制导部门从事人事或后期工作,可以不需导弹工程的训练,但需要有人事或管理工作的训练。政治官员的工作属于另一个轨道,在业务决策方面需要得到专家支持,或分出哪一部分是专业决策,哪一部分是政治决策,责任各有不同。这是科学决策和问责制度基础。

在革命的年代或现代化发展的初始阶段，人才奇缺，将有一定能力和教育水平的人选入岗位就已实属不易。现代政府出现的初始阶段，进入政府部门做公务员，用高中、大学或研究生学历作为一种认证方式，再加上公务员考核，就可以算是专业化的标识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组织日益复杂，公共管理对社会各个方面的管理和介入也必须不断增强，这才提出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问题。管农的、管工的、管医的、管交通的、管教育的、管工程的、管组织的，都必须对其工作领域同时代最先进的知识水平和最重要的问题和挑战有所了解，而这个认知，又只有同行业的专家们最有发言权，这就是公务员的专业认证问题。也就是说，未来对有专业知识的许多公务员的考核，不应仅仅是领导和组织部门的考核问题，还有领导和组织部门对这个高度专业化的专业的了解程度问题。他们既要得到其工作部门管理机构的欣赏，又要得到他们同行的专业组织的评估和认证，这才是干部队伍专业化的真实涵义。

中国近年来许多干部回炉进学校拿学位，是对这一趋势的一个朦胧的理解，但其中出现的问题就是专业学习不专门，专业认证不专业。良好的、社会可信度高的专业协会和认证机构并没有诞生或管理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混乱。如果专业学习不专门、专业认证不权威，它与事实上的非专业/非职业化就没有什么区别。

三、公务员专业化的管理

传统的公务员管理中，专业概念模糊,对专业协会的管理水平也不高,管理人才过度频繁地跨行业调动，增加了跨行业工作学习的成本，减缓了公务员上岗后立即展开工作的时间效率，影响行业内的不断学习，不利于人才的专业化发展，违反现代社会靠有效分工获取效率的基本准则。举例来说，一个现代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管理，与一个城市的管理非常的不同，除非有意识地推行相应的科技成果转让，让大学的科技成果找到好的实践场地，将大学校长提拔作为市长或市政经理就不是一个好的职业进步。市政管理、大学管理或是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各自需要一个人以毕生的精力、才能和奉献精神来从事。不科学地迫使专业人员在不恰当的时机改换职业轨道，造成的是人才和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影响社会的高效运转。

中国过去有句老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说的就是社会分工的重要和社会必须对社会分工的尊重。人尽所能，都是为社会发展做贡献，只是在封建社会的管理过程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的目的又是学而优则仕，反而将社会分工发展这一重要原则给替代了，造成在专业分工和发展上不孜孜追求，难得精益求精，在仕途道路上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

根据莫石的观点，专业化的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公共服务不再是传统的服务性的工作，而是管理精英启动变革和领导社会发展的工作。［10］新的社会发展和进步，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准和速度，不再单单由某一个政府的机构来确定，而是通过这个行业里的精英分子、精英组织与社会权利机构的互动来决定。在现代社会里，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社会的专业化也有它自己特定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又未尝不是社会发展的契机。比如说，专业化社会管理能够克服过去官僚机构不民主、拍脑袋决策或少数官员说了算的管理倾向，提高专业监督和有专业能力的公众参与的水平。当然，这个公众参与还是有局限性的，取决于专家的影响力。所以说，专/职业行会能否很好地代表普通大众的利益还是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民主议政的难题。但是，如果努力提高公众的教育水平和社会的整体认知判断力，提高信息透明度，民主议政的能力只会比以前更好。

社会管理的专业化也会使公务员问责方式复杂化，需要明确是对行政组织问责还是对专业行会的道德要求问责。但这一复杂性正好提高了社会制衡，是约束官僚组织行为的一个有效措施。另外，专业化一方面提高了专业人员流动的能力，一方面也限制了他们换专业和行业的流动性。但从总体上来说，社会得到的是更高程度的分工。有毅力和决心的专业人士，还是可以通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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