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的王伯祥知道：“一亩园能顶十亩田。”关键是，逐渐富起来的人们不再只看重“粮袋子”，而是愈加关注“菜篮子”。要不，中央领导们怎么会把“菜篮子”当成一项工程摆到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

在他召集的县委班子论证会上，他阐述了想法：抓蔬菜生产固然重要，但市场做大了，蔬菜才能更好地流通；流通不成问题了，生产的积极性才能被带动。他建议，继续培育和扩建九巷蔬菜批发市场，且为全县的第一要务。让蔬菜市场为支点，经济规律为杠杆，来撬活寿光经济。

在计划经济坚冰仍未完全破除的1986年,“市场”两字仍让不少人有冒险之感，有人小心提醒王伯祥：大搞“市场”到底行不行？搞出事来谁负责？王伯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想法简单却坚定：“只要百姓能从市场上挣到钱，培育这个市场有什么坏处？”1986年底，县委形成《关于培育和完善九巷蔬菜批发市场的意见》。

九巷市场得以三次扩建并正式成立管委会，由副县长亲任负责人抓市场管理；银行、邮局、工商所、旅馆、商店等配套机构相邻而建；全县24个集中产菜的乡镇全部成立蔬菜销售公司、400多个村全部设立蔬菜销售点；他们利用各种关系，与200多个大中城市的850多个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建立销售关系；全县还建成大型恒温库58座，12处蔬菜加工厂。

阅读菜市场的价格、交易量报表，成了王伯祥上班的第一件事情；为蔬菜市场的发展扫除障碍，成了他不遗余力的责任。乡间小路逢下雨就泥泞难行，影响蔬菜运输怎么办？某段时间蔬菜价格大幅下落怎么办？菜市场常有人欺行霸市怎么办？这种种困难最终都在他坚定的信念下得以顺利解决。

所有这些，为寿光蔬菜树立全国性品牌奠定了基础。九巷市场由最初的占地20亩变成150亩、600亩，规划和建设愈加科学和完善。最得实惠的是当地老百姓，有的菜农一天进出市场送菜五六趟，一趟就收入一两千元。有的人则搞运输、办餐饮，搭上了蔬菜市场的顺风车。有人说，同样的菜，在别处卖不了，拉到寿光的市场，就能一扫而空。

以寿光县城为界，一条无形的咸淡水线将寿光分成南北截然不同的生存区域。寿南气候湿润、土地肥沃，适宜耕耘播种；而寿北，却只有寸草不生的120万亩盐碱地——来了潮，水汪汪，退了潮，白茫茫，种树树不长，种粮粮不收。

王伯祥就出生在寿北一个叫西北柴的小村，寿北人的苦，他有着切身的体会。如果不彻底改变寿北盐碱滩的面貌，大棚菜种得再好，寿光也只能富一半。他想过多少遍了，如果能把这片盐碱地底下的39.6亿立方米的卤水、盐提取出来，能把滩涂开发出来养虾、贝、蟹，那这个北大洼也能变成聚宝盆。

为论证寿北开发的可行性，县委成立寿北开发规划组，成员为300多名水利、农业、养虾、晒盐方面的专家、技术员。经过8个多月的实地调研，挖多少沟、修多少路、建多少个蒸发池、用多少石方，一项项落实、核算。1987年秋，可行性规划全面完成。王伯祥下定决心，要带领寿北人民同恶劣的自然条件抗争到底。

1987年10月的一天，天还不亮，20万民工推着地排车、扛着工具，如潮水般向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北大洼进发。就地挖个深坑，埋上根竹竿，培上土再盖上草苫子，就是一个窝棚。里面再铺上狗皮、油布，就成了床。每村的后勤供应组天天向工地送粮、送菜，许多村隔三差五宰只羊，杀头猪，保证工地民工吃饱吃好。一时间，工地上机声隆隆，热火朝天。百姓们心里明白，县委所指挥的是条通向民心的光明大道。

早在寿北开发的前三天，王伯祥就把铺盖搬进了工地。周围20里之内没有村庄，他把指挥部兼住处搬进了牛棚。牛棚一住就是45天，与民工们在一个锅里摸勺，吃同样的饭菜。有一次，恰逢上级领导视察寿光，县城里找不到王伯祥，他们就来北大洼工地找，正巧有个绾着裤腿、鞋上沾满泥巴的人从窝棚里钻出来，领导问他：“你们的伯祥书记在哪里？”那人答道：“我就是。”那名领导紧握他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

仅仅45天，泛着白碱的烂泥滩，完全变了一副模样。盐田工程，修筑沟、路、渠、坝300多条，全部盐田年收入可达10亿元；条台田工程，修道路林带299条、干支沟渠300多条、条台田11万亩，台面全部植棉，年收入可达8亿元；虾场工程，新筑防潮大坝3100多米，围圈滩涂面积5万多亩，全部虾池年收入可达3亿元。

北大洼的岔河乡东岔河村党支部书记郭孔让说，自从1987年建了盐田，村民的日子跟之前的变化是“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现在村里有盐田1万亩，年产原盐30多万吨。全村现有轿车近400辆，平均每3户就有一辆。有一条胡同里，竟开进6辆奥迪车。

如今，走在寿北村子的街道上，不时冒出个“伯祥餐馆”或“伯祥饭店”，寿北人民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伯祥书记”的感激之情。

我们需要无数的王伯祥来领导我们致富，他忧百姓之忧，乐百姓之乐，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我们要好好学习他，从自身做起，切实做好本职工作，不断提高为老百姓服务的水平，摆正态度，因为我们的工资是老百姓出的，而他们在受苦受难，工作不负责，我们于心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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