塌了、坏了，现在看什么？

爱才，用才，不诿过不争功

**在任期间，每逢过年过节，都要把市人事局的负责同志找去，并专门拨一笔款项，让他带人去看望各局的工程技术人员，问寒问暖，对有困难的家庭，要送救济款。他对工程技术人员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对他们提出的各种合理化建议，亦给予充分支持，同时也对他们在工作上、技术上提出要求。**平日话不多，但与工程师们谈起来却是滔滔不绝。从上海请来的老工程师，经常和他在一起商量事情，虽然**不是专业人员，但是那些

工程师在许多方面都很佩服他，敬重他。
**喜欢有才干的人，他识才、爱才、用才、惜才。在五六十年代，对解放时接管过来的旧职人员如何使用，**有他自己的见解和做法。**在充分了解这些人的情况之后，就把他们安排到适当的部门和岗位，发挥他们的专长。个别才学出众者，**敢把他安排在市长办公室，成为人民的“笔杆子”。
**对犯有错误的同志本着“一用二帮”的态度对待。50年代，一位局长因说了错话，被撤职分配到西山搞绿化。但**从不歧视他，每次到西山察看绿化工作总要去看看他。他很感激**，把工作搞得很好。他负责的绿化地段是西山绿化质量最好的地段之一。还有一位搞政法的领导同志，因为收了别人一双布鞋被开除党藉，一直分配不了工作。**说，这个人虽然有错误，但还是有能力的，回市政府办公厅搞调查研究工作吧。这个同志说：“我就是这么个错误，开除了党籍，没有人要我，是岳市长把我收下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华北局召开工作会议，在那次会上，**市委有位身居高位的人，借《傅山画册》事件向省委发难（傅山先生乃明末清初**人，著名学者、思想家、名医、书画家）。此时，**已调任南京市长，他对山西找他调查的人讲：“此事上边没有责任，下边也没有责任，如果错了，完全由我负责。”
1967年夏天，**的造反派把**从南京“押解”回来进行批斗。当时有一种叫“拼刺刀”的批斗形式，就是企图从他的口中得到一些“炮弹”，用以整市里各部、委、局、办的“走资派”。结果是，凡属工作上的问题，**全部都承揽下来。他说：“没有他们的事。我是市长，他们是局长；我是市长，他们是工程师，这些方案都是我批准的。同志们有意见，给我提吧，该检讨的我检讨。”在场的各部门负责人如释重负。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蔫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由南京调回**，一次与人聊天时，有人又提起这件事，他说：“造反派提出的那些问题，放在部门负责人身上，就像西瓜，放在我头上，就像芝麻。我把它揽起来，就可以减轻大家的一些负担。”
“文化大革命”以后，**二次回到**，正是拨乱反正时期，百废待兴。他一项一项地去抓，特别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成效显著。《中国青年报》某记者写了一篇文章，赞扬他六十多岁的人，又是术后病躯（“文革”中做过胃癌切除手术），依然勤奋工作，结果，被他压下来不让发表。

联系群众，与民相融

有一个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的青年同志，分配到**市城建局工作。1954年修建和平北路由他承担图纸设计。**对他设计的图纸提了两点意见：第一，为了使路东宿舍区的居民减轻受马路躁音的干扰，将车行道中线向西移一米，东侧人行道增宽一米；第二，路西是规划中的工厂厂区，民居建筑少，故应将西侧人行道减窄一米，道路总宽度不变。这一增一减，使这个技术员很惊讶，当时他学的教科书上都没有防止道路噪音的内容。这引起了他的思索：“为何连世界上汽车运输最发达的美国，在道路设计规范中都未提及的噪声问题，却被一位不专门研究它的市长，在每千人仅有一辆汽车的**城里提出来了？”答案很简单，在城市建设的总体设计和规划中，**时刻考虑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落实政策那段时间，上访的人特别多，有些干部就怕上访，躲着上访群众。**看到这个情况，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接待室。不管谁来告状，也不管状告何事，都有专人负责接待。需要领导出面解决，直接找领导解决；不需要直接解决的，接待室就负责和下面联系解决。这一下，两大院（市委和市政府）都安定下来，工作秩序也好了。一个接待室就解决了让许多人头疼的上访老大难问题。也有的群众不去办公室找，而是直接找到市委宿舍**的家里。**对秘书说：“你叫他进来说嘛，他说的事我能办就给他解决，我不能办就给他说明为什么不能办，我解决不了，他还一直找我干啥？有些人就是想说说，不是来闹事的，就是想把信给到你手里，看能不能解决，他就心安了。”60年代初，按规定，市委、市政府大院门口有武装人员站岗，**决定撤走市政府门口的岗哨。他认为，有些事情你看着是小事，但对老百姓就是大事。老百姓有一分奈何，他是不会找你的。
**有个观点：市政府既是城市里最大的行政机关，又是城市里为群众服务的最基层办事单位，政府不能脱离群众。为方便联系群众，他先是让市政府办公厅设立了一个“代表事务科”，专门负责联系、接待群众代表。后来，又改成联络处。可**还是觉得不能最广泛、最直接地听到群众的呼声，于是在1953年，又制定了一条接待群众的新制度——“市长接见人民代表制度”。制度规定：每月的15日，由市长、副市长轮流接待人民代表，直接听取人民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这是全国第一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对此写过评论文章。200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小崔说事》栏目主持人崔永元，在翻看旧纪录片时，无意中发现**市市长通过“接见人民代表制度”，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一辑新闻。他便抓住这条线索不放，费了几番周折才了解到这位市长就是**。
“文革”结束后，**二次返回**，无论谁去看他，也无论来人资格多老，职位多高，只要是私人交往，他从来都是在家里设家宴款待。一位老同志说：“我参加过多次，我可以断言，没有在并州饭店（**市政府的接待宾馆）请过一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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