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翻课本，还有后排的学生在玩手机，校长一脸歉意，一边叫教导主任维持秩序，一边和我反复说不好意思。昏暗的阶梯教室，隐约可以看到窗外火红的太阳正在一点点下沉，那是我第一次没用扩音设备讲的一堂课。我问他们：知道今天知心姐姐来做什么？懒洋洋的一片声音，法律讲座。“不！今天我是给你们打气的。你们知道人生最可怕的是什么？”台下有嬉笑有嘀咕声，“放弃自己”，没有声响，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的缘故，我辗转多所学校，我不会说普通话，同学们会笑我，我当军乐队的替补，在上场的前一天被替上，原因很简单，正式队员归位了。我没有放弃，今天给你们讲座，为了这次讲座你们知道校长给我打了多少次电话？没有人放弃你们，不要轻言放弃，要珍惜每一次机会，当了替补就可能正式上场；告诉每个孩子学会自救自护，要“见义智为”。后来

，许多开发区的同学成为我的qq好友，栀子花开的季节陆续传来喜讯。我始终相信：有梦想，坚持自己，终会看到曙光。

面向校园的普法服务热起来后，我们知心姐姐服务队又陆续走进了兴国寺、新建南路、柳港园等30余个街道社区。有时，我会在仲夏的午后和社区的大爷大妈搬着板凳闲聊，给他们讲讲生活中的安全防范，逢年过节给大爷大妈讲讲报纸网络上金融诈骗的例子。遇到社区里有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我都会格外关注，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心灵上的抚慰。遇到下雪下雨天气不好，我都会安排服务队的队员们去看看老人们家里有没有新鲜蔬菜、缺不缺生活用品，从不间断。

山橡集团是大同的一个大型国有企业，近年来生产滞后，导致集团剩余劳动力增加。下社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们和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交流，想了很多帮助大家增加收入的点子。其中一项就是鼓励下岗女职工走出来学绘画、学十字绣、学剪纸，可是成品出来了，销路却并不好。队员们通过亲戚朋友，拜访推介，联系了一些单位，把这些下岗女工的劳动成果做为对来宾的馈赠礼品。每次下社区，大姐们遇到我们总是热情的招呼我去家里坐坐。还有孟建梅、倪文兰、焦亮那么多个大学生村官帮助我们搜集最贴近老百姓的民情案例，我们一起做宣传栏，一起演普法小品，一起做各种琐碎的事。惠民里社区的惠民之声广播站，水泉湾龙源社区的政法之家，新建南路社区的“知心姐姐”家园，都是我们的驻地。我们要尽我们的每一分努力，让正义检察，阳光检察深入人心。

知心姐姐服务队成立这六年来，也是我初为人母、事业进步的六年。我从公诉人转到了院团委书记，党组成员、政工科科长，至今作为纪检组长，每一项工作我都要一丝不苟、每一种责任我都会牢记心间。我的孩子也慢慢长大了，如果说有一项责任我没有全心全意亲力亲为，我想就是我作为妈妈的责任。但这依旧不影响我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我给他讲蒲公英的小伞兵，给他讲小伞兵的大能量。服务队成立以来，我一直是大同人民广播电台《法律伴你行》和交通台《一线传真》的嘉宾主持。虽然在广播电台做节目，很辛苦、很耗时，但却架起了检察官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在那个小小的直播间，我可以宣传法律，可以锻炼应变能力，可以选择我喜欢的音乐与大家分享，可以和喜欢我的听众沟通，帮助他们解决林林总总的法律问题。我7岁的儿子就是我最最忠实的听众，他经常骄傲地向别人夸耀：“听见没，我妈妈在里面说话呢，我妈妈可厉害呢，是最棒的检察官。”

还有我的母亲，就像全天下所有的女性一样平凡普通。母亲是一名特教老师，母亲告诉我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人都要给以足够的尊重，残疾儿童，犯罪嫌疑人，去单位找你诉求的农民工，打出租车时开车的大哥……母亲经常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鼓励我，她说你既然选择了志愿服务，一要认真，二要坚持，对得起人家对你的信任。在每一场法制讲座中，无论台下是小学生，职高生，无论是国家机关的干部，还是街道的大爷大妈。对于我来讲，他们只有一个定义，就是——接受我的爱的听众。

一路走来，还有很多人在用他们的行动鼓励着我。

我家小区门口附近有一家小吃店，老板娘总是一张干净朴实的笑脸。孩子“小兵”小学四年级，顽皮可爱，学习一般，生活的压力让他父母无暇顾及他的学业。于是同学、朋友小聚我也尽量安排在这个干净简陋的小吃店，这样我见“小兵”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我告诉他写作的基本要点，告诉他如何表达爱，如何辨明是非美丑、遇到危险如何保护自我……一点点的积累，孩子的进步让我们特别欣慰。打动我的是小兵的一篇获奖作文，他曾经特别不愿意提起在城市底层打拼的父母，而在获奖文章里他却写到：我的妈妈没有工作，和爸爸一起经营着一个小吃店。她起早贪黑，十分辛苦。妈妈为了让我吃上热乎可口的早饭特意早上不出摊，有时是煎的金黄的荷包蛋，有时是热气腾腾的小笼包……我爱妈妈，妈妈爱我。其实志愿服务没有特定的服务对象，志愿服务就在我们的身边，每时每刻。

五年来，每一个“六一”儿童节，我们服务队都会走进大同市社会福利院。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习惯了带着摄影器材记录感动的瞬间，这次也不例外。但在拍照过程中，一位年轻的老师不经意挡住了前排的孩子，悄悄告诉我白化病患儿特别怕光，闪光灯会让他们不舒服。于是以后的很多公益活动，我们再也没有带过相机，我要用独特的普法故事和深沉的爱来为他们留下回忆，而不单单是影像。我们开始明白，对于某些特殊群体，他们更需要的是尊重和爱。一次嬉戏一次陪伴要远远大于物质上的单纯资助。

2009年的夏天，我参加了一次扶贫。县领导、媒体、资助者都在，有个资助对象叫“灵川”，当时7岁，父亲出车祸，被人贩从四川拐来的母亲也跑了，留下灵川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女孩露了一面就跑开了，直到我们浩浩荡荡的坐车离去才又隐约看见那个小小的身影。这不是我的初衷，但我记住了张家洼天梦小学。于是在瓜果成熟的季节，我又去了，和我的队员们带着一早起来就从市场上买的肉和米面油，在灵川家院子，葡萄树下包饺子。扎着羊角辫的女孩不再躲避，兴奋的跑来跑去，间隔的还会把院子里的西红柿、黄瓜摘过来……每次去了要返程时，灵川都会站在田埂上，挥着手喊着：阿姨，你们什么时候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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