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59年庐山会议五十周年。重读了刘雨兴先生《追问历史》（大学生读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9版）一书中的《如果彭德怀不写信》一文后，感慨诸多，“说话”是一个正常人的本能，但“说实话”却不是每一个正常人的本能。笔者对彭德怀的共产党人格敬佩的同时，也对庐山会议不少官员见风转舵以及当今官场讲真话在逐步消逝而感叹。笔者认为，官场，莫让讲真话消逝。

一

庐山会议的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上庐山时准备的也是关于“纠左”的材料。当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公开给与会者时，柯书记立刻派人回上海取“反右”的材料，并在大会上大力主动“反右”，结果大受上峰青睐。这位“毛主席的好学生”，官至国务院副总理。以后每次开重要的会议，柯书记都在自己的左右兜里分别放上“反左”跟“反右”材料，以备……（孙玉祥：《运用材料存乎一心》，《羊城晚报》2009.06.12.b4）——呜呼！“记得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干部讲话都很有个性，即使说的同一件事件，表达的方式也因人而异，活泼泼地，很有生气。后来渐渐变了。先是基层的干部照本宣科，后来高级干部也照本宣科，讲话如背书，最后普通老百姓也一并照本宣科起来”（陈四益：《自由动容》，《杂文月刊》2008.9下.p1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开明多了，人们的言论也自由多了。但讲真话的人（在官场“混”的人），却不多见；而，讲空话、大话、套话、假话的则较常见。

现实中，许多官员在家或与朋友相处常常讲真话，在即将退休才敢讲真话实话。不少的人没有做“官”时，正直敢言，但做了“官”一段时间，经官场的“同化”后，“收敛”了许多，虽然还“正直”，但不那么“直言”了。LOCALHoST讲真话实话似乎成了官场“政治自杀”的快速手段。现在“社会上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同样一件事情，当你把它纳入工作系统去，比如进行基层调研或座谈讨论，会得到一个信息（往往是形势一派大好）；而在私下交谈，乃至酒桌的聊天中，得到的却是另外一个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信息”（庞学东：《党的建设要更加关注“民情”》，《学习时报》2009.06.08.p5版）。现在“几乎每一年，各个地市上报的gdp数据都大于全省的，而各省上报的gdp数据又大于全国的，既是一个尴尬的事实，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南方日报》2008.01.21.a02）——值得深思。

二

现行的《党章》规定：党员要“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党的各级干部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笔者认为，“讲真话”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是党和政府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的要求，“讲真话”是党的一种优良作风，共产党的官场也应该是“民主”的地方，是“讲真话”的地方。

有人言：作为学者最大的风险是说假话，说真话或许会受到排挤打击，但说假话则丧失学者的独立人格。笔者认同。学者如此，作为“三个代表”及“先锋队”代表的党的及各级领导干部更应该如此。“群众爱听大白话，百姓爱戴平民官。领导说什么话，怎么说话，既代表着一个人的修养和深度，更体现着党的务实亲民作风的落实与否”（倪洋军：《官场流行话透出四种不良风气》，《人民论坛》2008.15）。人以诚信为本，事以落实为要。话不一定说得多么动听，事不一定做得多么宏大，关键是讲真话，做实事，言必行，行必果。党员作为社会的优秀分子，干部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你们更应该是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典范，更应该是社会“讲真话，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忠实的实践者。

毛泽东说过：世界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最讲认真。但现在社会上，“认真”做事的现象在减少在变异，我们许多听到的是：“何必那么认真”——悲夫！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活动）组长任克礼，在巡视后发表文章说：“一些干部对巡视组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现在的危险是滋生腐败和不讲真话”，“不讲真话危害了党的执政基础”（任克礼：《对当前巡视工作的几点思考》，《人民日报》2004.12.03.）。为什么党员干部对组织都“不讲真话”——值得深思。

三

“一个人从只会说真话到很会说谎话的转变，从智力上看，是一种进步；从天性上看，却是种倒退”（任蒙：《关于识谎的话题》，《杂文月刊》2008.5上，p12）。笔者认为，现实中一个人讲真话讲人话，真正起作用的主要的不是他的品格，而主要的关键的是要有那么一套民主制度。

让人讲真话，需要“两个自由”的环境。“张闻天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人总是怕杀头的……所以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要领导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何云峰：《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广州文摘报》2008.12.08.p13版）。必须通过制度营造一个“外在的自由”，即一个人不因发表了意见主张而遭到损害，营造一个“内在的自由”，即是在精神上思想上不受权力、社会偏见或习惯的约束的环境。

让人讲真话，需要“制度”作保障。倡导讲真话，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化是不可少的，而“制度”的“导向及保障”更为重要、更为现实。生活中我们倡导“讲真话”，“以诚实守信为荣”，但是，“讲真话”的“诚实守信”的受奚落无希望，而“造假的送礼”的享富贵又高升。那党和政府的“倡导”有何用？我们不必过分地去谴责“讲假造假的现象”，而应反思改革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通过改革去营造讲真话的环境。

让人讲真话，需要“领导干部”的带头。其实，人民群众是愿（敢）讲真话的，关键还是领导干部愿听肯听真话，关键还是有良好的民意表达机制，下情上传，使真话不失真，让在上的领导能够听真话。如果“向上级报告本乡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却惨遭县领导批评”，“如果上级来考核时，也是睁一眼闭一只眼”（周志坤：《还要让罪恶伴政绩造假行多远》，《南方日报》，2007.08.23.a2）。那谁也不敢也不愿讲真话。周恩来总理在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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