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领。);乱世尚才，治世尚德(各王朝开国时期都是如此，春秋战国和三国等时期尤为突出。);以及开拓尚才，守成尚德;专业尚才，统领尚德;副职尚才，长官尚德等。三是历代把贪、酷作为官之大戒，对贪、酷害民之官必重惩之。对其他德行不过于苛求，只是以君主的统御能力为转移。

综上所述，历朝的用人标准有其共性。即努力追求德才兼备，但因世、因时、因事、因职和因统治者的德才状况为转移。这些论述给我们的启示是，选配“一把手”时，必须分析其能力的素质结构，使之以智为本，智勇兼备。古人的这些选官标准对我们的启发是很深的，必须适才拟职。品德关能否把好，体现了识人的政治水平，而能否适才拟职则体现了用人的能力水平。

三、已经形成了试用、任期、阶品与职事分离等制度

试用制，始于废分封立官僚。大致从秦汉始，试用称之谓“试守”，实授称之谓“真除”，由试守到真除时间为一年。魏晋南北朝时期，试用称“守”，始守一年为“真”，试用的另一种方式是“行”，即低官任高职，经过一段时间后，由“行”改为“正”授。隋唐称试用为“守”，由“守”到“真”或“正”为一年，唐贞观年间，把低品任高官也称为“守”，经过一段时间后改为“正”。宋代让低职就高职者称“权知”和“权发遣”。明代在试用期称署职和试职。历代的试用期的年限一般都为一年。

任期制，始于汉代。两汉时3年改任，魏晋6年。唐开元二十五年始定为5年为限，宋以后至明清均为3年。由此可见一般都是3—6年。历史上曾有许多政治家主张官吏久任。如唐玄宗李隆基就注重“久任二千石”。久任固然有其利，有利于官吏从长计议，稳健行政，但时间太久，则弊大于利，一是不利于官吏能力的锤炼，二是往往导致官吏精神懈怠，三是导致地方政治势力盘根错节，助长官员腐败和形成离心力。唐玄宗执政后期出现的藩镇叛乱，除了因军事力量不能互相制衡之外，地方军政长官久任是一个重要原因，有的任期达10年以上。所以“久任”必须有度，从古到今的经验看，4—5年为宜。若低于4—5年，则又会出现急功近利，劳民伤财，或即位思迁等弊端。

阶品与职事分离的制度兴盛于唐代。古代官吏的秩级，有散阶和职阶之分，散阶是官品高低的标志，也是获得俸禄的尺度。而职阶是职务的标志，与官品和俸禄不相关。每一位官员都是双重身份，有职必有品，但品与职不一定相等。也即任高职者可能是低品，任低职者，可能是高品。唐代中央的高级职事官，一般是低品高职，包括宰相职，而地方的低级职事官一般高品低职。其优点是，在中央，低品高职，一般不会行独裁之政，而且孜孜勤政，力求未来品、职相齐。在地方，高品低职，虽然职务较低，但其官品较高，政治经济待遇，与上一级官员等同甚至高于上级官员，可以使其安于地方。由于上一级或高级职位数量有限，数量众多的地方官员，即使德才兼备，也不可能都提拔到上一级职位任职，因此，通过晋品不晋职的办法，可以从制度上保证奖贤励能，使一大批优秀的地方官员的才能和政绩得到上级和社会的认同，有利于对地方官吏的激励，有利于他们安于地方工作。现在，我们正在探讨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用待遇留人的新途径，古人的实践报告颇有启发意义。

我国古代官制中还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如副职精干，正副职级差大;若荐人、用人失察，以法纠之;对官吏考核，量化与评语相结合等，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探讨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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