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想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和进一步展开。

需要指出的是，《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1937年讲授哲学时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两个部分，要真正理解这两篇着作的思想真谛，还需要完整地了解毛泽东1937年讲授的哲学特别是他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把两篇着作放在整个教材之中去把握。

1937年4月，毛泽东应抗日军政大学的邀请去讲授哲学课。为了讲课的需要，毛泽东自己编写了一本教材，题目叫《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本教材一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唯心论与唯物论。这一章分为4节：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第二章是辩证法唯物论。这一章分为11节：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辩证法唯物论；二，过去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三，在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四，哲学对象问题；五，物质论；六，运动论；七，时空论；八，意识论；九，反映论；十，真理论；十一，实践论。第三章是唯物辩证法。按照原定计划也应该写11节，其中包括三个根本法则和八对范畴：一，矛盾统一法则；二，质量互变法则；三，否定之否定法则；四，本质与现象；五，形式与内容；六，原因与结果；七，根据与条件；八，可能与现实；九，偶然与必然；十，必然与自由；十一，链与环。不过，因为“七七事变”爆发，毛泽东不得不停止了原定的计划，第三章只写了第一节，其他10节没有完成，也没有讲。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当时在延安有油印本流传，1938年4月起，曾经在广州统一出版社出版的《抗战大学》杂志（半月刊）第1卷第6期开始在“新哲学讲座”专栏里连载，并标明是“毛泽东主讲”。上海出版的《民主》杂志在1940年3月的第1卷第1期署名刊载过部分内容。此后，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在1940年、冀中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国防出版社在1941年、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在1942年、上海中国出版社在1946年都先后翻印出版过。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单行本。

《实践论》、《矛盾论》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两节，不过这两节写得很详细，是比较完整的论文，其他各节都比较简略。当时，《实践论》和《矛盾论》还曾经单独油印过。中共中央书记处1941年12月编印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收录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新四军四师政治部的《拂晓报》在1942年8月26日印的第320期和同年9月8日印的第321期连载了《实践论》（未署名）。新中国成立后，《实践论》和《矛盾论》经过毛泽东的删节、补充和修改，先后于1950年12月29日和1952年4月1日重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随后收进正式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着作专题摘编》在第一篇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多处摘编了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实践论》、《矛盾论》之外的论述，反映了毛泽东1937年在很多重要观点上的原创性阐述。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实践论》、《矛盾论》时，应该结合这些内容。

二、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由来

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被人们普遍地接受和使用了。不过，历史地看，这个概念的提出特别是对这个概念的涵义的科学规定却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粗分起来，这个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即1957年以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酝酿阶段；1957年到1977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开始使用并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概念同等对待的阶段；1978年以后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明确使用并逐步给予科学规定的阶段。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酝酿

人们开始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

张如心最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也是他最早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积极评价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1941年3月在一篇题为《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的文章中，特别提到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贡献。他说：“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不仅关心全党的培养干部的工作，经常提供许多天才的意见，而且还亲自领导学校工作（如抗大），亲自讲授提纲（如战略学、哲学等）。”“毛泽东同志的讲演与着作便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它的内容和形式正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底典型作品。”[11]同年4月，张如心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中不仅介绍了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显着例证，而且强调指出：“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成功，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况，真正掌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从毛泽东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刻地透彻地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如何善于把他长期的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以辩证法的方法科学地综合起来。他在该提纲中，不仅通俗地简明生动地叙述了马、恩、列、斯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善于把辩证法主要的法则与次要的区分清楚，善于把辩证法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与过去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最密切地结合起来，这与过去中国出版界关于辩证法许多‘枯燥无味’、抽象的公式主义的叙述，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区别。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在辩证法唯物论上是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对立统一法则的具体应用上面，他的许多创作，特别是军事理论与实践，及整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唯物辩证法最精彩最生动的运用的结晶体。”[12]

和培元在1941年6月写的一篇题为《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的文章，发表在1941年8月20日出版的《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上。他在文章中指出：“我们在毛泽东同志的一切着作里也可以看出他怎样深刻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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