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美元的信贷扩张已经结束，全球进入了“去杠杆化”的痛苦调整，而目前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范围内已建立了“碳货币”的雏形，那些依靠扩张规模提高收入总额的企业最终难逃被资本市场淘汰的命运：这都让我们深切感受到践行科学发展观是如此的迫在眉睫。

当今，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华民族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建立国际货币新体制、克服通货膨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企业效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都要求我们坚决践行科学发展观。我以为，科学发展观是当代金融学的思想精华，理应成为各级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行为准则。

一、科学发展观是货币发行机制改革的核心。

以次贷危机为标志，二战后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接近土崩瓦解，美元霸主地位正在丧失，我国过去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将无法继续维持。在本届亚欧首脑会议上，各国决心对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进行有效和全面的改革，并致力于建立一个国际货币的新体系。我国曾经长期实现盯住美元的政策，买入美元，发行固定数量的人民币，这种发展模式在美元稳定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美元的信贷扩张已经结束，全球进入了“去杠杆化”的痛苦调整，其核心就是“去美元化”。我国很难继续依靠美元的信贷扩张来支持我们的规模扩张了，我们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变，这也是我国应对当前金融动荡的唯一选择。

依据《京都议定书》，各签约国到2012年必须完成第一阶段减排目标。表面看这是各国就世界气候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其实质是金融问题，是建立国际货币新体系的核心部分。LoCAlHOst目前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范围内，已建立了“碳货币”的雏形。2012年后，如果各国就气候问题达成一致，就是对国际货币新体系达成一致，届时各国只有购买“碳货币”才能在这个新框架下维持自身发展。如果我国依然持续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到时候将何以为继?站在这个高度，我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践行科学发展观是如此的迫在眉睫。而且其核心是改变我国目前的货币发行制度。

二、科学发展观确定了标的物和衍生品的关系。

曾为美国能源署提供解决美国国内二氧化硫排放的金融方案肯尼斯·阿罗教授(kennetharrow)教授，也是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就二氧化碳排放造成全球温室效应提出的一番精妙解答，对我们更好地理解衍生交易和标的物之间的关系很有帮助：只有当标的物有价值时，衍生品才有价值。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阿罗教授的互动价值论也恰恰表明了人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标的物，只有确定了人的价值，才可以确定其他物的价值。从这个方面讲，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亦体现了金融学的核心问题，是金融学的本质所在。

科学发展观帮助我们摆正了经济发展和节能环保的关系。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就开始整治苏州河，但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条件，进展非常缓慢。2002年后，上海房价一路上涨，而苏州河的治理也大大加速。因为政府通过改造苏州河，创造出一项土地看涨期权，使上海市政府有权以低价获得苏州河沿岸高价土地的权力。苏州河水越清，沿岸土地就越值钱。根据金融学的原理，苏州河水并不是标的物，沿岸的土地才是标的物，苏州河水其实是土地的衍生物，如果标的物的价值没有提升，其衍生品的价值也不会有提升空间。科学发展观并不是单纯的发展，而是在发展的同时统筹兼顾，以求全面协调可持续。事实说明，如果没有房价的上涨就不会带动苏州河的彻底治理，如果没有石油价格的飙升也不会诞生节能环保型的新能源汽车。

三、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产力决定论。

从金融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弗里德曼全面否定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米勒及其市场主义又推翻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观点，金融学是在实践的大浪中自我否定、自我完善并由此而不断发展的。当代金融学认为，通货膨胀是生产力现象，其原因是企业克服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能力已到了极限，只能被动适应高价原材料，并进一步压缩企业毛利率。如果商业企业运行效率很高，信用良好，资金周转很快，央行根本不需要发行那么多的货币;如果制造业企业技术能力很强，能耗很低，附加值很高，也根本不必担心原材料价格上涨;如果各级政府的效率很高，就没必要征收那么高的税收，从而可以给居民留下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因此，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制造业、商业和各级政府的微观效率问题，发行货币只是这些问题的被动反应。

传统经济学始终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可以通过央行的货币政策加以调整和治理，因而以为只要能设计出一个又一个最优货币政策，就能引导经济的起飞和着陆，这连同其他货币供求、利率政策、资金的时间价值等观点，都已无法完整解释当下的经济现实问题。所以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从每个微观单位做起，就要让企业把技术进步、节能减排、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克服通胀，实现更先进生产力的关键制胜法宝。

四、科学发展观指明了资本市场的定价原理。

当代金融学坚持“全过程全对冲，持有误差项”，认为一项资产的价格除了可对冲可交易的项之外，其决定因素是不可对冲的误差项，也就是企业的经营创新能力，而传统金融学关注的是企业的市盈率定价。如果有个企业通过规模扩张而获得翻番的利润，而另外有个同行业的企业通过压缩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获得翻番的利润，那么由市盈率理论可以得出两公司拥有相同的股价，可实际上两公司股价相差巨大，后者比前者要高得多。如果你在管理一家对冲基金，就会果断做空前者、做多后者，即使它们每股收益相同，因为那些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企业会在资本市场上得到更高的定价。

我曾参加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一次讨论，大家分析美国标准普尔500家上市企业，发现凡是同业内污染小、排放量低的企业，股价都远高于那些污染大、排放量高的企业。这项研究对我国有重要的启示。在当今有不少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纵容一部分企业破坏环境的行为，虽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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