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金，两位觉得对地方政府来说有哪些筹资渠道?

谢鲁江：政府要把更多钱放在改善民生上，而不是更多放在自己身上或放在追求gdp增长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导向。

常修泽：政府可以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市场替你办这事儿，过去我是政府，提供公共品是我提供，我制造，这是传统思维，根据我到北欧以及一些社会市场经济的体系考察来看，政府是提供者，但不一定由我生产这东西，可以充分发挥民间资本替我干活，然后政府采购。这些都属于把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整合起来，刚才鲁江同志讲到的，其中就有一些政府主导，但也调动了市场机制的办法。

地方政府事权和地方政府财力应匹配

主持人：地方政府在市场领域也出台了调控限购政策，这些政策都和国八条、京十五条类似，这种政策目前的优势和限制是什么呢?

谢鲁江：我觉得这些政策主要的着力点还在于抑制房价，抑制投机和投资需求。但这些政策不纯粹是经济政策，更多注入了社会管理、利益调节的因素在里头。这些可能是临时性措施，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更多是担负起政府的责任，建立一套面对中低收入者保障住房的体系和制度，如果这套制度建立起来，客观上它对于房价会有抑制作用，这属于间接调控。一旦建立了这样一套制度，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可能就会变得更加正常，回归它的基本面，不一定需要政府采取那么强烈的政策措施来调节它了。

主持人：学界解读地方政府热衷于卖地的原因有一个是事权的下沉和财权的上升，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常修泽：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财权与事权要匹配”，说得更准确一点应该是事权与财力的匹配。地方政府承担了责任，有事权，但相对来讲财力并不完全匹配，因此这些年来是从地上做学问，弥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据我所知，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卖地收入也成了主要来源，这有它一定的原因，但里面需要研究的问题也不少。我认为下一步应该规范，从国家来说应该切实做到地方政府事权和地方政府财力大体匹配，这样事情才会也解决的基础，与此同时也要解决地方政府在征地、卖地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包括有些地方官员在卖地过程中栽在地上的问题，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发土地横财，土地成了腐败的土壤，这些问题也值得关注。我发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自然垄断性行业也可以引入竞争”。传统看法认为自然垄断性这块不能过于竞争，因此就堵住了民间资本进入的管道，殊不知即便是自然垄断性的那块也是可以打开竞争的，要给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提供一个空间、一个管道。

【关键词：财富分配】

今年通胀压力会更大

主持人：今年报告中cpi的水平4%，相较去年提高了一个百分点，是否意味着今年的通胀压力会更大?

谢鲁江：今年通胀压力确实很大，政府工作报告里也讲了，现在的通胀一方面是由于输入性，美国实行量化货币宽松政策，已经出了一轮，现在还要出第二轮，美国不想放弃通过美元贬值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第二方面和房地产也有关，流动性充足，我国现在资金过剩，在很多人生活需求基本满足，又没有更好投资机会的情况下就带来了很多炒作，过去我们讲的炒绿豆、炒黄豆、炒大蒜，包括炒房地产、炒黄金、炒股，这样就把价格抬上去了。还要看物价上涨的结构，现在物价上涨主要是两头，一个是原材料，要素价格的上涨，另一块就是老百姓生活和生活涉及到的价格。不管原材料价格多高，企业总是要进口，要生产产品。不管吃的多贵，老百姓还是要吃饭，这种通胀是结构性的，资源价格没有很好理顺，尤其我国对资源市场调控能力没有很大提升，老百姓生活保障这块如果不能得到很好解决，物价上涨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因此)有些措施还是要加大力度，比如控制流动性，而且不能光闲置资金，另一方面应该从提高利率上来考虑，因为通货膨胀会使存款的人直接受到损失，光限制往外贷款不行，还得提高存款人的回报率，这样才会有更多人愿意把钱存入银行，提高回报率，也抵御通货膨胀的损失，另外在生活产品的供给体系上采取一些措施，但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财富合理分配体系建设

主持人：关于财富的合理分配，这次报告中两位觉得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常修泽：几处提到了财富分配的问题，第一是讲中国存在什么问题，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中把“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列进去了。怎么解决呢?要分不同的方面，第一，我认为基础性的东西还是初次分配，中国出的问题首先是在初次分配上，初次分配就是劳动者报酬和企业利润，如果是民营企业，就是资方利润，是一个劳资关系的问题。这些年来，劳方收入比重是下滑的，七年前是51%，七年后是39%点多，反映了劳动者的劳权有弱化趋势，要想真正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我认为劳权需要强化。第二就是要调节社会再分配领域，我看今天温总理的报告，很大一部分放在调节上，调节无非是在四方面：一是补低，对中低收入阶层怎么补;二是调高，对高收入阶层怎么调节;三是对高低阶层的中等收入阶层，怎么扩大这个阶层。补低、调高、扩中。还有就是惩治腐败，今天温总理也讲到了，一定要打击腐败，因为这里面有非法收入，通过补低、提高、扩中、反腐败来

谢鲁江：我觉得从“十二五”规划开始，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强调了要建立一套体系，如果说过去改革主要强调的是破旧立新，现在就是强调体系建设，在调节收入分配上我认为也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在初次分配中向劳动者倾斜的问题，其中一再强调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劳动者的工资有长期稳定的增长机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有一个制度性的东西，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很成熟了，工资谈判机制、劳资机制、伙伴关系等，法律上已经很成熟了，现在我们也要做这方面。二是在保障民生方面，这方面政府承担比较多，主要涉及到国民收入再分配，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中低收入分配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农民工进城之后就业培训指导的问题，也包括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的问题。三是调节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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