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漠视民工权益，社会保障制度又将民工置于制度之外，民工的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都严重缺失。与此同时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民对农业收益的预期，增加了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农民工流动趋于理性。“民工荒”揭示了民工维权意识增强，是民工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开始“用脚投票”的结果。五是产业优化企业没有及时提高工人的工资，劳动力价格对供求的反应显得不够敏感.是“民工荒”的根本原因，当企业给予农民工以较高工资的时候，是不会出现农民工短缺现象的。根据人社部的调查数据，截至2010年3月10日，广东全省缺工从2月底的90万人下降到70万人，下降了18%;福建全省缺工从2月底的28万人下降到20万人，下降了29%;浙江省从2月23日到3月10日，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从1.5:1降为1.2:1。用工荒已经趋缓，工资超1800元的岗位基本不缺人。
因此本文认为刘易斯曲线不仅仅是是静态的水平线，应当是动态的水平面，并且不断调整，循环往复，一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结构发生变化，实现平衡发展状态。而且每一次调整都会加剧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到来。
(三)农村劳动力供给趋势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结构不断发生变化，正在快速进人老龄化社会。根据2008年联合国人口发展报告的预测，我国总人口预计在2030年达到峰值，约14.6亿，并开始转入负增长，无论从人口总量还是人口结构来看，我国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将逐步趋于紧张。

由表2可知，2005-2016年我国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locaLHost2005年我国农村劳动适龄人口为51880万人，以后各年逐渐上升，到2011年达到波峰，为54415万人，7年净增2535万人。2011年以后我国农村劳动适龄人口有所下降，2016年为54143万人，比波峰净减少272万人。20052016年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比较稳定，维持在2.5亿人。 2005年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25370万人，2006年到达最高点，为25798万人，以后各年逐渐减少，到2016年减少至25047万人，净减少751万青壮年劳动力。期间我国农村每年新增劳动力迅速下降，直至为负数。2012年、2013年和2015年新增劳动力出现负数，即净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从2006年到2016年我国农村新增劳动力迅速下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也下降，这意味着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供给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并不是无限。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农民工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刘易斯模型在中国表现为动态调整的水平面，而且每一次调整都会加剧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到来，同时相关数据也表明我国未来农村劳动力供给将逐步趋于紧张，因此要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一)巩固民工权益保障的既定成效，促进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
市场机制作用下民工工资的提高可作为调整收人分配格局、缩小城乡收人差距的重要内容。劳动力价格并不单纯决定于市场供求关系，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察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民工的廉价工资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察赋所致，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失衡的一个结果，因此要巩固民工权益保障的成效，破除人为制度障碍，赋予民工各种社会福利及保障权利，促进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民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拥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在国家法律框架下，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共同决定工资福利等。由此作为调整收人分配格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契机，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缩小居民间不合理的收人差距，把基尼系数严格控制在安全的水平。
(二)民工素质的层级和提高幅度与产业结构的梯度和调整速度相匹配
东部沿海地区加速将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的加工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即把低端生产环节转移到富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一定工业基础、交通便利、市场广阔、土地成本低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着重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使我国整体产业结构也得到优化升级，呈现更加合理的梯度分布。同时加大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培育现代产业工人队伍，使民工的知识、技能构成符合产业结构的梯度分布要求。
(三)劳动力生产和供给必须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化进程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未富先老”的现状及未来劳动力供给减少的趋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产业结构内部调整优化和产业区域转移配置要求延长人口红利期。可在精确测算和试点的基础上放开生育二胎的政策，这样可以平衡人口的更替，减缓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趋势，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的劳动力供给，也可以有效治理人口性别问题，还能消饵基于经济压力、个人价值诉求提高以及社会养老体系建立下形成的生育文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的阻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