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特别纪念会议讲话中说：“根据本国国情和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的主权，别人无权干涉。”[1]
1999年11月初，江泽民在访问沙特时发表演讲中说：“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由于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社会背景、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差异，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是难免的……那种认为本民族文明至上，忽视甚至鄙夷其他文明，在文明的差异上大做文章，企图挑起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的做法，是错误的，它有害于世界文明的进步，有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1] 只有尊重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通过交流、借鉴来取长补短，整个世界才会变得丰富多彩，60亿人民才能和睦相处，整个世界不仅不会单一化、同质化，还会变得更加和谐，更有生机和活力，变得更加兴旺发达。
（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途径是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一直有这样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一是认为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是世界矛盾冲突的根源；二是认为只有欧美式的文明、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才是最先进的，是普世价值，应该在全世界推广。基于这种理念，一些国家可以把本国的法律作为衡量别国体制的标杆，可以充当世界宪兵到他国指手划脚、行使权利，甚至动辄干涉他国内政……1991年10月下旬，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原主编采访时说：“决定国家关系的好坏，不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而是看双方是否有共同利益，是否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关系不应把意识形态放在首位。这早已被历史所证明”[1]
1995年5月上旬，江泽民出访俄罗斯，在莫斯科伟大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相同的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历史表明，人类的命运休戚与共。今天，世界经济和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迫切。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更不能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求得共同发展。”[1]
1998年6月下旬，江泽民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中美关系时指出：“时代在前进，人类在进步……大国应该站在推动历史前进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高度，摒弃冷战思维，努力寻求和扩大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加强对话和合作，促进共同发展。”[1]
世界是由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组成的。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就在于它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文明。中国哲学强调“君子和而不同”，推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各国文明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彼此交流的起点，如果国家之间能够政治上互相尊重，经济上互相促进，文化上互相借鉴，将是一个太平的世界。
（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亮点是新安全观
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是一个国家为保障自己的国防安全，采用发展军备和与他国结成军事联盟的两种方式。殊不知这不仅耗费大量的资源、影响各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导致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和国家关系中的严重失衡。1999年3月下旬，江泽民在出席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
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只有建立新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裁军进程健康发展，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1]
2001年7月中旬，江泽民在出访俄罗斯时，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和平不能依靠武力来实现，更不能依靠军事同盟来维持。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之上。摒弃冷战思维，破除唯武器论，各国各地区树立并贯彻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才能确保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1]
新安全观是江泽民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首次提出的，其含义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各国在平等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新安全观的理念被2001年6月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采纳，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
（五）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发展中国家
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末端，而既有的国际秩序与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制定的，对发展中国家改善自己的处境非常不利。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历来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和战略依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权益的正义事业，支持他们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立场。1996年3月下旬，江泽民在与部分驻非洲国家使节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同盟军”。[1]
1999年8月，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他们占联合国成员国的绝大多数，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最大受害者，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1]
毋庸讳言，发展中国家的强大以及在国际社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得以建立的重要条件，这就注定了新秩序的建立将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虽然现实中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实力对比中占优势，但是新兴国家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对比也有改变的空间。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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