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和大企业投资形成的购买力。再次，现在的注册登记、监管审批、税费、融资等体制，是鼓励和保护大企业的一种制度安排，小企业在这些方面受到歧视，创业、投资和经营都非常艰难，后果是，服务业供给不足，轻工业生产品供给不足。最后，家庭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对市场形成蛛网式反应，价格剧烈波动。如2011年7月份猪肉价格上涨56.7%，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46个百分点。
而当因通货膨胀严重，极力压缩投资，包括与全球经济下行叠加时，由于大工业形成的供给过多，供给的出口受阻，供给被迫转向国内市场，而国内由于服务业发展不足，小企业很难生存，就业率相对降低，gdp中劳动所得相对减少，工资形成的收入购买力无法平衡突然增加的大工业供给和出口转内销供给，就会形成供给大于需求的格局，经济很快又步入萧条。中国经济在1997年年底和2008年年底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四、垄断体制助长通货膨胀
经济发展中的垄断体制，在中国已经成为推高物价水平的很重要的常态性机制。一是国有垄断工商企业推高价格水平。如石油企业，国际油价走高时，迅速提高价格，而当走低时，则迟迟不降低价格；电信网络提供的是世界上价格最昂贵的服务，而且各种收费陷阱很多；城市出租汽车公司，一方面，向司机收取日益增加的高额份钱，另一方面，在油价上升时，则迫使政府提高出租运营价格，转嫁给消费者等等。垄断企业利用的是政府提供的廉价资源，象征性地交点矿产和空间资源税，交很少的利润，而向消费者提供的是越来越昂贵的产品和服务。二是国有金融垄断方式也成为推动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银行体系高度集中垄断，从储户手中以较低的利息水平获得资金，再以较高的利差利息投放给国有企业，虽然从储户手中拿来了低利息的资金，但是并没有低利差贷给国有企业，发挥拉低物价的作用；而存贷利差形成的巨额利润，在金融体系中分配，高工资水平形成对市场的购买力冲击；由于几乎不向小型和微型企业贷款，高度集中的银行体系一旦收缩银根，就会造成社会资金的全面紧张，使小型和微型企业民间借贷融资利息率从平常的年40%左右，上升到60%，甚至100%，财务费用进入生产成本，推高整个供给的价格水平。三是政府土地出让、经营性交通收费等行政和特许垄断，不断推高地价房价和运输价格水平。实行土地计划行政性分配，政府一家行政性出让土地，通过招拍挂，多家竞争，价高者得，价低时流拍不卖，七十年租金一次收来，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成为强劲推动地价、进而推动房价越来越高的内在机制。实行国有和政府垄断，在现代国家中，往往是为了社会利益，为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在中国，却成了谋取垄断集团和地方政府利益、推动价格水平上升的机制。在中国特别许可的体制下，垄断行业在相当程度上用的是国家价格低廉、甚至无偿的资源，而向居民生产和供给的却是价格高昂的产品和服务。

五、政府主导国民收入分配及支出也是导致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国民收入分配及支出由政府主导，也是物价水平容易上涨的重要原因。2010年，政府实际的全部收入占gdp的34%左右，政府行政公务开支占全部支出的37%左右。从国民收入分配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几乎年年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到3倍。任何一个有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会越来越低，政府分配的会越来越多。大部分劳动者收入用于消费后，要从事生产和服务，再形成供给。而政府消费那部分加大了社会需求，却不会形成任何供给。政府收入中偏好投资的机制，也不会形成未来的供给，而且会使得近期投资需求加大。因此，国民收入分配偏向于政府，政府的行政公务消费，特别是“三公”消费，以及后来不形成直接生产能力的大楼、广场等投资，包括不形成直接收益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果过大过多），都是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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