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7日，美国民众发起名为“占领华尔街”的和平示威活动，声讨引发企业并购和综合化经营，迅速扩大资产规模和经营范围；二是最新模式下，以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的名义，创造出新的交易需求和交易市场，通过刺激投资者交易以获取利息收益或佣金收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监管的放松为各国金融中介通过上述两种模式进行规模扩张提供了环境，金融业的gdp占比迅速上升，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水平也迅速上升。特别是进入21世纪，金融部门的自我膨胀呈加速态势：金融机构加快了并购和综合化经营的速度，金融衍生品交易已远远超越了风险管理的需求和实体经济的规模，危机爆发之前几年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金融部门自我膨胀在货币资本领域的集中反映。

金融业的高薪也激励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涌入华尔街。在美国，越来越多世界顶尖大学的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加入金融工程师的队伍，他们构造出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工具和投资方法，迫使普通投资者更多依赖于金融中介的“中介”和“代理”服务。金融部门的自我膨胀也使得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和整个部门的利润率快速上升，高于其他实体经济，进而诱导实体经济的资金流入金融部门。这也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泡沫经济在全球各经济体中出现的频次明显增多。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储贷危机中，金融中介的利益冲突行为仅限于储贷协会，危机影响仅限于美国本土的信贷市场；而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中，金融中介的利益冲突行为已蔓延至整个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和衍生化链条中的各类金融机构（放贷机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评级机构和各类机构投资者）。localhOSt这意味着，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已由可以相互制衡甚至抵消的“非系统性风险”转化为整个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这种系统性的利益冲突行为的积累和“发酵”，危害的必将是整个实体经济。

金融部门的自我膨胀机制启示我们：随着金融部门的迅速扩张，金融市场已成为一个由各种金融中介和机构投资者等代理人主导的市场，金融市场天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双方之间难以避免的激励不相容，使得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已成为金融市场上除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以外更为严重的风险。纯粹的市场力量无法有效制约金融高管的贪婪和冒险，也无法有效遏制金融部门的自我膨胀，监管当局必须加强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和调控，将虚拟经济控制在合理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