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物品是共同消费、难以排他的物品，这类物品对于人类组织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一种公益物品为自然所提供，或者为其他人的努力所提供，每一个人就可自由地利用这一物品，因为他不可能被排除在外而不能使用或者享受该项物品。追求成本最低化的人就有积极性利用任何不用付费或者不用在提供公益物品方面付出相应努力就可以免费得到的物品。只要实施自愿选择的规则，某些人就有积极性“不合作”或者充当“搭便车者”，利用任何可以免费得到的东西。如果某些人在追求不合作策略方面获得了成功，其他人就有积极性仿效。在短期内就可能导致自愿的努力无法提供令人满意水平的公益物品。追求增进自己利益的人会不充分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共同的物品就必然会蜕化。

市场制度无法提供令人满意水平的公益物品和服务。排他是不可行的。因此，要提供许多公益物品和服务，有必要求助于某种形式的集体行动，以制裁手段来控制不合作的问题，并强迫每一个人支付其自己的那一份负担。在小团体中，个人可以成功地利用每一个人的努力，并使用社会性的强制，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承担一份负担，来取得共同使用的物品。但是，大团体却较少成功地解决为整个社群的成员所共享的公益物品的供给问题。每一个人都是比较匿名的。在总物品中每一个人的份额很小，不显著。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不合

并且易不受惩罚。在征税和防止不合作方面利用潜在的强制手段更为重要。亚里士多德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其背后就是这一道理。

组织能够动员对于公共经济的运作来说是必要的强制性的制裁手段。这就是人们为何求助于政府制度的原因。人类社会福利需要许多重要的公益物品，法律和秩序的提供只是其中之一。市场制度不能提供这类物品和服务，因为市场要求排他、交换和自愿的交易。

但是，利用强制性的制裁措施和政府组织并不为公益物品和服务的较优供给提供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强制性的工具可以用于剥夺他人，并使其变差而不是变好。政府制度可以用来使某些人动员多数的支持来剥夺少数的人。当某些人支配一个社会的物品之分配并有害于他人时，政府制度也会变成暴政的工具。

进而言之，衡量公益物品和服务的困难意味着政府官员也有困难监督公共雇员的绩效。私人企业的产出能够以量化单位进行衡量，与私人企业的管理相比，对公共企业的管理控制效果较差。

公民在提供给他们的公共服务的质量方面没有什么选择，他们也会没有积极性来为此做点什么。试图为其得到的服务做点什么，因此而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超过任何他们自己将会受到的任何实际的收益。结果，人们面临着这样一些情境，在其中预期成本大于预期收益。在这些情况下，行动的理性规则是避免得到净损失的“机会”。

非排他性、共同消费、不可分性和难以直接衡量，以及人们选择程度有限，这一切对于公共经济的组织提出了实质性的问题。鉴于世界是由许多具有这些特色的各种不同的物品和服务构成的，并且这些物品具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我们就有必要深入思考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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