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经济困难原因及其对策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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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所需要的信息量。
以上两点合起来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计划体制在其初期因为有效地抑制了"分利集团"的活动而实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经济增长。遗憾的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似乎只是暂时的、特殊的。考虑到计划体制国家的建国大多经历了革命、战争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激烈的震荡已经替新生的计划体制国家清洗了社会中旧有的利益集团。
经过一段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之后，新的利益集团开始在计划体制内部逐渐产生。尤其是，在主管各部门的高中级干部和下属企业的领导人之间，有着天然的共同利益基础，最容易形成共谋。
这确实是官僚体制的两难。一方面，从提高政府效率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政府内部实行按部门的分工，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保持紧密联系也是促成上下级更好合作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永恒难题，当做为治国者的代理人的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共谋之后，"是的，大臣"这种"被治者左右治理者"(theregulatedbecomingtodomonatetheregulators)的尴尬处境便不可避免了。人们常把各部门里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结盟之后的活动称为"官僚主义行为"，
仔细分析，这种官僚主义行为指两件事：一是尽量向中央隐瞒本部门的实际生产能力；二是尽量向中央索取更多的资源以供自己支配。由于处于下级的部门联盟在信息方面比中央具有优势，也就是说，各部门的事情各部门自己最清楚，中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往往只能听信这种虚假的汇报。
在部门结盟的势力不断巩固、壮大的同时，是治国者瓦解"分利集团"能力的削弱。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新一代*领导人几乎都是从部门官僚中产生的。而且，官僚阶层在*决策过程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于是，治国者在与利益集团谈判时的地位和力量自然不如以前。部门结盟在计划体制之下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市场取向改革的最大阻力。部门结盟在寻求特殊利益的过程中，逐渐侵蚀着计划体制的基石。于是，在计划体制后期，经济增长缓慢的趋势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结论是：计划体制初期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当时这种体制能有效地抑制利益集团活动；计划体制后期的经济停滞也应归咎于体制内部的利益集团损
害了经济增长。
最后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当我们把这个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现实时，至少需要注意国情的两点特殊性：1即使是在传统计划体制时期，中国的计划控制程度也远没有苏联那样严密。建国之后，中国最初曾经学习苏联模式，即由中央计划部门领导按职能划分各部委，而各部委负责监督按行业归属的各国有企业的生产活动。实践证明，在仍处在农业为主的发展阶段、且各地区差异悬殊的大国，实施这种体制的组织管理费用非常高昂。从1958年起中国开始偏离苏联体制进行自己的实践。这主要是指中央政府按行政性分权的方式，按地区行政划分层层下放自主权。这种地区性分权减少了原有体制下处理的信息数量，使管理费用得到下降。分权也使地区间的横向联系和竞争得到加强。这可能正是中国能够在阻力不太大的条件下发动并推动改革，从而创造了80年代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之一。
2毛泽东同志对计划体制内部的官员结盟有着一种极为强烈的警惕。他对技术官僚的排斥，以及反复提到"掺沙子"、"挖墙角"等，可能就是出于伟大*家对利益集团危害性的本能的警觉。但是，毛泽东同志当时采取的一系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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