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说泰勒与韦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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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增
转载自“清华管理评论”
我历来看不起那个学徒出身的，反过来又以管束工人劳动严厉著称的泰勒（旧译泰罗，Frederick·W·Taylor,1856~1915），可是他在吹牛不上税的美国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他的墓碑上，按照他的遗嘱，刻着他十分自豪的铭文："科学管理之父"。在他的《科学管理原理》发表之后，他以为已经穷尽了管理学的终极，自认为是他做成了"取代了经验与感觉的科学行为"，他所引发的这场精神革命"宣告了传统向法治秩序的新的历史时代的转变。"（泰勒：《在国会特别委员会上的报告》）
其实被大批中外盲从者奉为科学管理圭臬的所谓"泰罗制"，仅仅是把古代罗马采石场的监工所用以监督奴隶劳动的鞭子，变成了秒表和扣工单，泰勒最初也没有好词来形容他的这一"发现"，他把他用以控制工人劳动效率的部门称为bureaucracy，中国当时译为"计划部"，实际应译为"事务局"或"官僚部门"，因为它的原意就是"官僚主义"。
只要能生钱，什么玩意儿都是好东西了，这种把人当成机器的不人道作法，被伟大的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予以尖刻讽刺。但是有钱人有权人看着喜欢，他们反正不会去干那种令人失去尊严的活，于是就把票子投向泰勒，于是泰勒就越捧越高，成了管理学圈子内年年享受香火的"圣人"了。
如果能从劳动生产线上产生出伟大思想家，就彻底推翻了柏拉图认为只有通过"冥想"才能到达理性世界的千古名言。看来噪杂的流水线不但能产生"带着血污的利润"，还能产生出让子孙后代永久享用的精美诗篇和伟大思想。管理学的理论如果认准它的源泉来自流水线上那串有节奏的嘈音，也就不应当为它诞生已历百年而仍未能修成正果而叹息了。我突发奇想，如果把"管理学之父"这一桂冠移到另一个人头上，倒有可能使管理学体系显出大器的仪态来，这个人就是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1864~1920）。
人们现在看重韦伯大多看其著作《社会与经济组织理论》，这里边的主要内容是谈管理的分工和权力。只看这一点，马克斯·韦伯也像是一个将辅之才。
其实马克斯·韦伯并不像泰勒那样一味看好"科学管理"，他把它看作是官僚组织的一种。这就比泰勒的眼界宽了不少，他把这种对人的组织（动词）动员的行为从作业程序中突破出来，真真正正地从宏观角度来对待"管理"了。韦伯认为管理权有三个形态：传统的、强制的和理性的三种。只有理性的管理权才应当是管理学探求的理想组织体系。在这里泰罗制仅仅是"强制的"管理权中的一种，称之为"科学管理"真是有辱斯文。
当代管理学没有继续在理性管理的科学内涵多下功夫，却在"选择"、"决策"、"控制"，以及被管理者的心理反映方面下大力气，以致现在管理理论内容庞杂，始终不得要领。其实选择、决策和控制都不是管理的最核心的内容，但是由于几位有影响的学者的理论建树进入管理学，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分散开来，这些具像化的行为都是在实践过程中发生的，它不能脱离彼时彼地的所有条件，其中一个条件一变，其结果（无论是选择、决策和控制）立刻完全改观。
管理的最核心内容应当是组织的（创立）存在依据、规则的制订、校验、执行和修订，也就是韦伯所强调的"组织的正当性"（正当性也被译为合理性，即Legitimit?t）。怎样把组织从"官僚制"的铁笼里解放出来，才是最值得人们探求的东西，这才应当是管理学的开拓方向。只[1] [2]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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