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银行体系的弊病。 银行呆、坏帐的比例偏高，是造成东亚金融风暴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据估计，目前中国四大专业银行的呆、坏帐的比例在 20-25% 之间，若与发生金融危机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等国家银行的呆、坏帐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於中国银行业还没有开放，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因此避免了当前这场金融风暴。但是，如果呆、坏帐的比例继续提高，储蓄者总有一天会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同时，随著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的银行体系极有可能受到外国投机者的冲击，由此可能导致中国出现银行恐慌和金融危机，从而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三、贪γ腐化孳生。 改革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入来源单一，贪γ腐化的现象易於察觉，容易遏制。改革后，物资刺激成为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因而多元化，但积极性提高的同时，也给形形色色的灰色、黑色收入提供了各种保护伞。政府官员可以用手中拥有的权利换取各种物资利益，而难於被察觉。但各级政府官员贪γ腐化的横行，扩大了改革后原本难於避免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增加了在改革中失落者的不满情绪，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因而，有可能因为某些偶发事件的刺激，使整个社会失去了稳定，经济生活出现极端混乱而倒退。 

　　 四、国有企业的亏损。 从产量来说，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从 1978 年占工业总产值的 78% 降到现在的 1/3 左右。但国有企业仍然雇用著中国 2/3 的城市劳动力，占有中国 2/3 的固定资产投资。改革前，国有企业的效率虽然低，但普遍盈利；改革后，国有企业的经营每况愈下， 1996 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大致是 1/3 盈利、 1/3 明亏、 1/3 暗亏， 1997 年则出现了全行业亏损。改革前，政府的财政主要来自国有企业上缴的税利；改革后，国有企业的补贴成为政府财政的一大负担，使得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无法支持许多迫切需要进行的改革。如果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不能改善，政府财政总有一天会背不起，如果许多国有企业同时关闭、破产，城市里出现大量失业的国有企业工人，社会稳定将成问题，经济的发展也将不可能。 

　　 五、地区差距的扩大。 改革初期，东、中、西部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但 1985 年以后，地区和城乡收入再度扩大。到 90 年代初期，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情形比改革前的情况还严重。地区差距的扩大造成东部和中西部对政策产生不同的需求，东部希望更多的自主权和进一步的市场化，而中西部则希望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希望中央政府加强集权。因此，中央政府难以制订和实施让大家满意的政策。东部同中西部间过大的差距也使得许多中西部的农民无法安於农业生产，大量的农民纷纷涌入东部地区打工，据估计，农民工的人数已达 8 ， 000 万到 1 亿之间。在经济发展好时，农民工给东部地区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为东部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农民工大多也省吃俭用，将收入汇回老家，成为中西部的资金积累和收入增加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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