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街村模式的实证观察与理论诠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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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制度的选择都是有选择成本的(从最初的解释、获得民众拥护、制订章程、协商细节、到执行中的不断完善改订)。将一项制度安排在各个时点所需投入的各种成本量化为成本函数。如图1中曲线fA(t)、fB(t)表示不同制度A和B的成本函数。假设两种不同制度在t*处“殊途同归”使经济进入近似的绩效状态P。在到达P之前，A、B制度安排的总成本分别为：B=。设CA>CB，且制度A的初设成本小于B即FA(O)CA，因此决策者在“二次选择”时选择“继续原路径”。如果制度A的弊端暴露较早（在图中以)表示制度A的成本函数）或有其他因素使决策者在制度运行之初就面临“二次选择”，此时的沉淀成本仍很小(即ME’t1O区域)而不足以使(沉淀成本+CB)>CA，那么路径依赖不足以成立，决策者可以改变选择而从头开始。
南街村1981年按“上级指示”选择了私人承包制，但不久便发生了民愤事件。这次失败的私人承包并不是证明私人承包制没有效率的充分证据，但却是刺激村委一班人(最终决策者)的一个迫切因素，改行集体制的重要契机，即它很早就面临“二次选择”，此时私人承包制的沉淀成本不大从而使决策者回到了选择起点，同时在80年代初的时点上，从南街村的经济状况、传统积淀及民意倾向看，选择集体道路是适宜的、“次优”的。并且当时南街村在集体制经济10几年的运作中，由于小社区利益同一性、成员身份多重性等特定因素渐渐产生了基于集体制的特定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即在经济运作中产生了新的非经济资源，这样更使其进入“集体制路径”并逐步完善之而形成如今的“社团所有制”。
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效率 从初始合约到模糊产权
南街村乡镇企业的发展路径中的初始合约是制度创新者（王宏斌）利用乡村的各种习俗、惯例或血缘、地缘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们对集体制的路径依赖与社区成员达成广泛的非正规合约，以此获得熟人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和支持从而动员广泛的人际关系资源，并以此确立了其进行创新活动的权威性。对制度创新者而言，这一合约的达成并非一时一事进行的议定，而是建立在创新者与社区成员之间的长期行为合约、隐含合约的基础之上，由此大大降低了识别创新者的成本，同时也大大降低了缔约的交易成本。对社区成员而言，这一初始合约的达成是熟人社会重复博弈的结果。南街村的社会结构是以家庭为中心，再向外延伸而形成一系列差序格局。村民们长期共同劳作、共同生活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地缘关系或称“象征性亲缘关系”，增强了其“熟人社会”的性质；与城市企业不同的是这里的人口流动(指拥有居住权的原居民)很少，南街村近几年的免费福利制度，尤其是统一配置的住房更增加了村民的“退出成本”。用沃尔夫的乡土关系划分法，南街村社区是一个标准的多线、多元的网络结合(多线即结合各方的共享利益项数，多元即结合的人数)，每个人都是网络的一个节点，拥有多种身份：企业所有者、职工或管理者、社区居民等，这样网络状的社会结构中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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