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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           
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
时使国有部门负债累累、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 
   既然中国城市从业人口的大多数仍然是国有部门员工,城市购买力就主要是靠国有部门支撑的。从城市家计调查中可以发现,直到1994年,城市居民收入中约85%仍然来自国有部门。[16] 假如随着国有部门市场份额的缩小,国有部门员工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同步下降,那么,毫无疑问,城市购买力就会明显萎缩,城市消费品市场会步入萧条,城市社会将陷入不稳定之中。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当然会影响外商的投资预期。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国有部门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小、亏损日益严重,而它雇佣的劳动力毫无减少,其员工的生活水准快速提高,并支撑着城市消费的繁荣,秘诀就在于“汲取效应”——通过汲取资源维持国有部门员工的高收入高福利、进而维持经济社会目前的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会出现制度性偏倚———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的国有部门员工反而能够享受较多的经济发展成果。 
   “汲取效应”还可以有效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率迅速上升。从1979年到1994年,国有部门的负债水平从24%迅速上升到75%,相应地,其净资产率(equity rate)从76%降到25%(程晓农 1995)。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统计,1994年在12万个国有企业中,资产负债率为75.1%,扣除企业资产净损失和资产挂帐4000多亿元,则资产负债率为83.3%。[17] 企业向银行贷款、对银行负债,本是现代经济中的常见现象,如果企业贷款后能够通过投资增加企业的资产,则企业对银行的负债和企业的自有资产可以同时增加,使企业处于良好经营状态,资产负债率也不会上升。中国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率反常地急速上升,主要原因是大量贷款没有用于投资,而是用于员工的工资福利,结果对银行的负债增长得非常快、但企业的资产则增加不多。这就是“汲取效应”这个宏观现象在企业财务这个微观层面的反映:国有部门中出现了一种难以扭转的趋势,即市场份额缩小、收入短拙、员工不减、工资福利还必须不断提高,于是以企业自己的经营收入就很难维持工资福利开支,企业必然要通过银行“汲取”金融资源才能应付。 
   这样,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关系实际上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常规状态不同。在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是我借你贷、有借有还的单纯商业关系;而在中国,国有银行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成为国有企业从国民经济中“汲取”金融资源的“水泵”,在企业与银行间资金的流向常常是单向的,有“汲取”但没有“回流”。从这个角度观察,就能清楚地看出中国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究竟难在何处——只要“汲取”现象继续存在,国有银行就不可能转型成商业银行,还得继续充当“汲取”资源的“水泵”。 
   
  五、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是市场替代了计划、还是没有计划经济的“双轨制”? 
   
   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中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变化是:指令性经济计划的消失和非国有部门的扩张。如果简单地运用一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planned economy vs. market economy)”这样的“两分法(dichotomy)”,也许可以很快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体制现在已经是由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了。但是,计划经济消失以后,填补制度空白的一定是市场机制吗?在理想主义的改革设计蓝图上确实可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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