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生 （河南师范大学法律系，河南 新乡，453002） 摘要：“企业主体论”是经济学的产物，将其不加辨别地移植入商法理论体系，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误区与陷阱。不论从语源意义，还是从法学方法论上，企业只能是一种客体存在，是通过物质的企业组织起来的权利、法律关系及事实关系的综合统一体，并且构成商事主体的资格依托和经营目的，代表和反映着商事主体经营方面的组织举措。还商事主体以本来面目，无疑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回归。 关键词：商事主体；企业；综合财产体。 作者简介：于庆生（1976——），男（汉族），河北省高阳县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现任教于河南师范大学法律系，主要从事民商法基础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纠正计划经济体制最明显的制度缺陷——在对社会资源巨大浪费的同时，又出现了严重的物资匮乏——我国决策层提出了“企业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活动主体”的科学论断。尤其是自199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企业主体论”似乎成了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性命题。如果单纯从经济学的学科角度讲，“企业主体论”确实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规律，对我国国有企业脱困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盲目地将这一命题引入我国尚处于襁褓中的商事立法与研究，势必会造成法理逻辑体系的混乱；用之指导改革实践，也必然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误区。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构架科学的商法理论体系，首先需要澄清一些基础性范畴。“企业是商事主体吗？”，这是迫在眉睫需要每一个商法研习者作出回答的元命题之一。 一、企业的语源分析 企业这一语汇，在现实生活中用法极为繁杂。LOcaLhOSt按照德国法学的观点，企业的内涵至少表现为以下三种：一，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企业；二，作为独立的资产、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三，个人合伙的经营方式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企业的用义就像是普洛秀斯的脸，变化多端，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它随时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本文拟首先从语源意义上对企业这一范畴进行探讨，以达“正本清源”的目的。 对于中国而言，企业一词并非我国古文化所固有，和其它一些现在已经广泛使用的社会科学词汇一样，是在清末变法之际，由日本借鉴而来。而日本则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引进西方的企业制度过程中，从西文翻译而成。因此，探询企业的语源，绝不能从我国和日本的词语构成入手，只能着眼于移植的“母体”，即西方语汇。 与企业一词相对应，英语中称为“enterprise”，法语中称为“entreprise”，德语中称为“unternehmen”。由于欧洲语言大多受到拉丁语的强烈影响，且基于历史原因与地理因素，各国之间不断地移植与融合，使其词汇构成与内涵极为相似。以英语为例，企业一词由两个部分构成，“enter-”和“-prise”，前者具有“获得、开始享有”的含义，可引申为“盈利、收益”；后者则有“撬起、撑起”的意思，引申为“杠杆、工具”。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表示“获取盈利的工具”。日本在引进该词时，意译为“企业”，从字面上看表示的是商事主体企图从事某项事业，且有持续经营的意思⑵。据此，可以认为，企业一词在语源意义上是作为权利客体存在的，它是主体从事经营活动，借以获取盈利的工具和手段，亦即说，创制企业和利用企业进行商事营业活动并非商事主体的终极目标，其最终目的无非是为了“谋求自我利益的极大化”。 二、企业主体论——经济学的产物 在经济学的学科领域，企业始终是作为一种营业组织或经营体来对待的。它所强调的是企业在参与社会经济关系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与独立核算，即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企业仅受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而不是任何个人、组织和机构的附属物。这种学科固有属性的确立是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的。 首先，经济学上所谓的“商”，指的是“以营利为目的，直接媒介财货交易之行为，换言之，商即介于农业、工业等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媒介财货交易、调剂供需，而从中获取利润之行为”⑶，即买卖。早在中世纪时期，肇始于意大利、发达于英国的重商主义就强调，只有通过流通领域实现的货币，才是财富的真正来源，流通是利润的源泉。后来，随着技术的变革，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组织实力的增强与规模的扩大，经济学又经历了“自由主义”、“干预主义”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其着眼点始终是“买卖”，确是不争的事实。而在商法理论中，除“买卖商”以外，尚有“辅助商”、“第三种商”、“第四种商”的存在，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商范畴的外延处于不断丰富与扩展之中。简单而言，经济学上的“商”就是“商人从生产者低价买入商品并将其高价卖给消费者的行为”⑷。亦即说，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经济生活的动态过程，以正在进行营业活动的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在交易中价值增殖与资本繁衍的具体情况。因而，研究企业背后真正的商事主体，对于经济学已无实益可言。但在商事法上，动态的商事交易（商行为）固然是其研究对象，静态意义上的商人范畴（商主体）也是其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并且是更为重要的部分。“显然，经济学上的‘商’较有局限性，不能用它概括和表述商事关系”⑸。 其次，在社会生活实践层面上，因为商事主体的复杂性与隐蔽性，不易为人所感性把握，也使得人们容易误认为企业是商事主体。传统商法理论认为，商事主体以其是自然人还是组织体以及组织状态为标准，可以分为商个人、商事合伙与商法人。第一，作为商个人，个体人格是显性的，其企业也是显性的。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自然人之间有其独特性，据此便可将某个自然人与其企业联系起来，企业作为商个人的附随物，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商人范畴是显而易见的，并不具有隐蔽性；第二，作为商事合伙，构成合伙体的各个入伙人是显性的，而合伙这个人合团体则是隐性的，从而使商合伙处于一种半隐性状态。换言之，社会中的其他主体轻易便可获知某个入伙人是合伙体的成员，但对于整个合伙体的具体构成情况则是不易也无必要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显性的物质企业附随于半隐性的合伙体构成合伙商人的完整概念；第三，商法人作为盈利性的社团组织，自其本体而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