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是一种隐性的社会事物，构成这个团体的各个自然人、经济组织与商法人之间只是一种松散的联系，并且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既使在立法上，将商法人名之为公司，也并未改变商法人的隐性状态。因此，显性的物质企业附随于隐性公司构成商法人的完整概念。总而论之，商事主体的外延结构中显隐不同，纷繁复杂，而企业却始终是显性的物质存在，为了删繁就简，以便构架分析模型，经济学上便将商事主体非人格化，作为综合财产体的企业便获得了主体地位。 再次，我国经济学界近年来对现实经济的分析中见物不见人，只注重编制数学模型，陷入了数学观点的方法论陷阱，整个社会制度基本上不在他们的考察视野之内。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存在致命的局限，有学者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现实，“（目前）经济论文中充满了大量的数学公式，以数学推导代替了经济机理分析，特别是把经济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客体化，然后再抽象化为符号，建模、输机，而制度问题不见了，人消失了，这样的数学模型必然失去可操作性”⑹。基于这种严峻的现状，一些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经过深刻反思之后，大声疾呼：“中国的经济学亟需引回人类关怀，中国的现状也亟需人文道义评价”⑺。这充分反映了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薄弱，由于没有正义、公平这些价值观念的指导，没有理性的归结与抽象，这些研究仅具有大数法则的意义，既存在模糊的理论，又存在模糊的范畴。作为经济学产物之一的“企业主体论”，自然不能不加辨别地引入更加薄弱的商法理论体系，否则就犯了怀特海（a.n.whitehead)所谓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 三、商法上的企业概念 民法与商法同属私法，但由于二者同源不同体，世界各国不论采取哪种立法体例——民商合一或民商分立——都对民事与商事关系适用了不同的规制措施。在民事立法上，企业始终是被作为一种特定的财产集合体对待的，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555条：“企业是企业主为企业的经营而组织的全部财产”。因此，企业在民事关系中是一种纯粹的客体存在，是物的范畴而非人的范畴。 在商法上，因为商事关系的特殊性及商法快捷、简便、迅速等基本原则的要求，商事立法赋予了企业一定的人的色彩。一般认为，商事主体创制的企业要想存立，需要由下列要素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统一结合成一个组织体：第一，是企业设施、加工材料、生产用具、商品仓库等无数物的要素；第二，是与顾客间产生的赊销价金及其他继续供给的债权，与其他商主体的信用关系，与受雇人、土地或房屋的所有人之间的雇佣或租赁等无数的法律关系；第三，是基于商标、商号、专利等所谓的无体财产权的特殊利益；第四，是企业特有的技能或熟练技术与基于此而产生的良好信誉等事实上的利益⑻。据此，商法上的企业范畴实际上是一个通过企业组织起来的权利、法律关系和事实关系的统一体。也就是说，法学处理企业问题的重心所在是商事主体通过企业是否具有特殊的权利这一点，而非其它。如果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不能转化、沉淀为有体物并使其特殊价值存续的话，法学则无特别关注的必要。因此，虽然商法上的企业被渲染了一些人的色彩，但物的因素却始终是企业创制的起点和终点。 严格地说，企业不是一个完整的法学概念，在法律上企业不是权利主体。商事主体制度中，各国商法典大多并未明确企业的概念，而主要是将其作为商人借以成立和实施各种商行为的统一客体来对待，并由此可以将企业进行转让、出租、抵押和继承等。这不是基于学科偏见，而是生动的社会生活实践对于立法者的要求。在商事主体的创设过程中，企业成为商事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对主体而言，是其进行营业行为的物质载体和外观表现，二者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商人范畴。根据德国法学家提出的，后来得到广泛承认的传统法学概念：企业是含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只作为权利客体的一定财产综合体，这种财产综合体属于企业主⑼。在现代，虽然理论界和立法机关试图使企业成为独立权利主体的尝试日益广泛地进行，并认为企业可以以自己的名称（商号）、账簿、营业执照等来证明企业是一个拥有独立资格的主体，但现行立法和审判实践仍然不承认企业的主体资格，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责任的归属。归根结底，企业主（商人）应对企业的负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也是企业债务的债权人。 在此意义上，可以肯定，商法上的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人的色彩，但不能“既把企业看作权利主体，同时也看作权利客体”⑽，这在法理逻辑上无疑是矛盾的⑾。在界定企业性质的时候，只能从客体意义出发加以概括，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也就是说，商法上的企业是指能够成为商事主体资格依托，同时作为商事经营标的，并代表和反映着商事主体经营方面的组织举措的综合财产体。 四、结语 传统商法认为，企业是商事主体从事经营活动的手段，二者是主客体逻辑定位关系。这种理论框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有着不可忽视的动因。其中，既有法律的，也有经济的，而经济的动因最终要反映在法律上，包括法律调整的需求和法律结构上的原因。将“企业主体论”盲目纳入商法的理论体系，无疑是我国“泛经济论”的又一病理表现，也反映出我国商法基础理论准备不充分的现实。运用于实践，其弊病集中体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即目前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的财产权利的私人化和财产责任的公开化，使国有资产成为“内部人”展开大规模寻租活动的对象。强调“企业并非商事主体”，与其说是商法法理的必然逻辑结论，毋宁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又一次人性回归、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⑴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20 ⑵（日）中村一彦，现代日本公司法概论（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89，11 ⑶张国健，商事法论（m）台湾：台湾三民书局，1980，4 ⑷王保树，商事法的理念与理念上的商事法（a）载王保树，商事法论集第一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 ⑸同⑷ ⑹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m）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360 ⑺同⑹ ⑻（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a）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104-105 ⑼任先行、周林彬，比较商法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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