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所赋予的，所以，不论公诉人针对个案所提出的量刑建议是根据自己对个案情况的掌握综合司法实践经验和法律素养提出的，还是经过检委会批准讨论决定，但是其代表的都是检察机关的意志。

其次，“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提出的时间和方式并未作出严格限制规定，这一方面是考虑到具体个案情况不同，便于公诉人根据案情把握；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在保证量刑建议的严肃性和被告人量刑辩护权的针对性之间寻求平衡。
在公诉人出庭的审理程序中，存在着经过双方举证、质证，发现自己之前所建议的量刑刑期过长或过短的问题的情况。如果公诉人已经将案件的量刑建议书移送法院，且提出的刑期偏短或偏长，那么他是否具有当庭修改自己量刑建议的权利。如果公诉人发现自己先前提交的量刑建议与经过庭审质证后的量刑事实、量刑情节有较大偏差，且超出自己的量刑建议的范围时，部分公诉人会选择在职权范围内当庭修改自己的量刑建议以使其与个案更加契合，但是显然此举会影响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和严肃性。为此，有学者主张“对于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尤其是重大、复杂案件，应当在证据调查完毕后，法庭辩论阶段提出。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因为案件事实清楚，同时考虑到保障辩论权的要求和诉讼效率，量刑建议在起诉或同意适用简易程序时提出为宜”。笔者认为这种主张尽管充分保障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严肃性，但是对被告人量刑答辩权的充分行使考虑的不够，如果公诉人单纯在庭审阶段提出量刑建议，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挑战，因为其无法提前得知具体量刑建议，无法提出有针对性的量刑意见，在庭审的严肃紧张氛围下，容易出现辩护人和被告人之间对具体量刑答辩存在偏差，不利于被告人权利的行使和保护。
3.将量刑程序纳入审判程序是司法公开性、透明性的要求，而在判决书中要求承办法官对具体个案的量刑理由进行陈述，则是为了增强判决的信服力，加强被告人和公诉人对案件量刑的认同度，在保证个案公正的前提下，提升司法的效率。《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对判决书应怎样对量刑理由加以陈述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规定：裁判文书的量刑说理一般应包括：已经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影响；是否采纳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量刑意见及其理由；人民法院的量刑理由和法律依据。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未对判决书中量刑理由的陈述方式进行统一规定，导致法官之间对此条规定的认识存在差异。多见的仍然是办案法官将个案的量刑情节、量刑意见进行简单罗列，简要说明适用不适用理由，然后在判决书直接写明宣告刑，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没有统一规定详细的量刑理由陈述标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于个案法官来说，尽管最高院规定了量刑适用标准，但是其仍然会先根据具体案情，依托多年的办案经验在心中确定一个大概刑期，再反过头去采取按照量刑标准确定基准刑，适用量刑情节增减比例使最终的宣告刑接近先前估堆出来的刑期。尽管法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受量刑标准的限制，但是在个案的基准刑确定和量刑情节的适用上还是有一定的裁量权，如果要求其将这些过程全部公开，无疑会使判案法官面临更大的压力，而且司法公开并不是无限度的公开。

三、结语

在当前提倡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民众的法制理念逐步增强，作为监督主体，其不仅要求法院判决有法可依，析法明理，更希望和期待法院作为裁量主体能更加关注司法公平、确保司法正义。量刑程序规范化力求最大限度地保证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保证法官在法律适用标准统一的情况下，依法审理，规范量刑，严格执法，保障个案的公平正义，使当事人服判息诉，进而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司法昌明、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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