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行为来自于正确的心识，因为只有正确的心识才能明理有别，做出科学的正确决策。在这里，正确的心识就是把握天下之大道，就是具有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是把握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明理就是把握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认识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有别就是根据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和决策科学原理发现目标以及制订各种达于目标的方略，并选择一种达于目标的最佳方略，即做出科学的正确的决策。所以，明理有别，正确的决策就构成了人们的一种行为规范。人们的行为实践只有在科学的正确决策指导下才能顺理达成，取得最佳的行为效果。孔子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亲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见《中庸》)
这里的“一”就指的是科学的决策。可见，科学的决策是达于科学的行为准则的前导，只有科学的决策，才能指导自身的行为实施自导式管理达到决策的目标。孔子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见《中庸》)这里的豫就是科学的预测与科学的决策。面对客观的事物，做出科学的预测与科学的决策，就能达到目标，就能立；不进行科学的预测与科学的决策，就达不到目标，就不能立，就废。
由于人的行为有三种：语业、身业、意业，对人来说，科学的预测与科学的决策可以从这三方面去考虑，这就是：“言前定则不乱；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言前定则不乱——谈话戒“三愆”
所谓言前定则不乱是说，面对客观事物在发言之前就要想好，对所发的言语要做出科学的预测，预测出口的语言会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产生悖论，合不合道理，当事者会产生什么心理反应，是利于顺事达成，还是破坏协同稳定。LOcALhosT孔子对言前定提出“君子有三愆”(见《论语》)。就是说，人们在发言时常犯三种过失，这三种过失称为“三愆”。
这“三愆”是：“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所谓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意思是说，根据对时间、地点、条件的分析，本不当说的话，你就说了，是犯了“躁”的毛病。由于犯了这种毛病，在历史上引来杀身之祸的不在少数。杨修耍小聪明，凭借曹操在饭桌上抛鸡肋，回去与夏侯淳说撤兵，结果引来涣散军心的罪名而被曹操杀掉了，曹操杀了杨修，果然撤兵了，这就是“躁”引来的悲剧。另一个例子是：从前，郑武公想侵略胡国，故意事先把女儿嫁给胡国的国君做妻子，取得他的欢心。一天他向群臣说：“我想对外用兵，哪一个国可以攻打呢?”大夫关其思坦率地回答说：“胡国可以攻打。”结果武公大发脾气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可以攻打，为什么呢?”为此，把关其思杀了。关其思为什么被杀?是因为说了不应当说的话，犯了“躁”的错误。胡国听说杀了关其思，以为郑国和自己很亲密，便不加防备，结果，郑国突然出兵，把胡国消灭了，关其思之死也成为一个悲剧。真理无不以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所以，发言不是光凭借说什么，而且要考虑说与不说。在什么情况下说什么。对于有识之士，躁就要泄露“天机”，泄露“天机”必然引来杀身之祸。
所谓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是说话到应当说的时候而不说，叫做隐。由于话当说而不说，就会错过时机，铸成大错。朱德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看出问题，他三次想找润之(毛泽东)谈谈，最后一次都见到他了，话到嘴边还是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结果“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行动越演越烈。毛泽东的错误决策再也无人敢阻拦。在历史上，陈平见到刘邦对韩信送来申请做假齐王的奏章拍案而起，马上对刘邦说：“今天我们的形势不利，没有能力禁止韩信自立为王，不如就立他为王，与他亲善，稳定他的心，使他守卫好赵、燕、齐三国，不然很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变化。”刘邦听了，马上转怒为“喜”，并封韩信为齐王，结果避免了刘、韩的分裂，为刘邦统一天下解决了一次大的危机。
所谓“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是说：“没有察颜观色了解接受信息一方的心态就说起来了”，这叫没有眼力，没有见地。没有眼力，没有见地就是瞽，就是“看不见”。韩非子在说难中指出：“说的难处，不在于知识不足，不在于对意思表达不清，而在于不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更怕无意中说出对方所要保守的秘密。”“触讋说赵太后”是历史上有名的说服成功的例子，为什么他能说服成功呢?是因为触讋了解了赵太后的心态。关其思说服郑武公为什么不成功呢?是因为他无意中泄露了郑武公内心的秘密(天机)。这种喜剧、悲剧均导源于观察对方心态的眼力。眼明则了解对方的心态说服成功，眼不明则瞽，必然说服失败。历史上有名的变法家商鞅，来到秦国，由于景监的荐举见到了秦孝公，但第一次说说“论帝业”，语未及终，孝公就睡着了，结果说服失败，没有得到秦孝公的重用；在景监的再次荐举下，又见到秦孝公，第二次说说“论王道”，结果秦孝公说：古今事异，所言未适于用。又没得到重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了解秦孝公的心态。经过两次说服，他了解了秦孝公的心态，眼力由瞽变明；第三次见到秦孝公说服“伯业”，正中秦孝公的心怀，得到重用，官封左庶长治理国政，为秦国的改革、创业、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所谓“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是说人们在做一番事业之前必须选择确定方向、目标和达于方向、目标的方法和手段。事前定是确定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属于战略决策的制订与论证，行前定是确定达于目标的正确方法与手段，属于战术性决策的制订与论证。经过论证如果证明目标正确，方法、手段可行，创立一番事业就不会遇到困难和阻碍。在工程上称这个过程为目标开发与可行性研究；在*上称这一过程为制订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的过程。
所谓“道前定则不穷”是说为了制订出科学的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不但要学习正确把握决策的科学知识，而且要加强科学的决策实践素养，即灵活地应用决策科学的规律，解决实际中的问题。为达到决策的科学与正确，达到制订科学决策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艺术境界，孔子提出“三戒”、“五辟”、“四去”正心和“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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