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中华儒商最根本的焦点在于，如何从企业战略管理的实际操作上来展开我们的探索和分析。
1、(儒家思想)定位于文化还是定位于哲学
有些学者说，儒商文化是一种哲学。这似乎也对，可要从根本上说来，它主要的是一种文化，当然也是一种哲学。为什么？因为经济、*、文化、美学、心理学等各种学科当中，只有“文化”这个概念能够覆盖一切。哲学则限于抽象，可是文化不同，文化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形象的。因而作为通过资源配置为客户创造价值从而(获得企业利润)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企业，更应将它当作一种文化来对待。
其次，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内涵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明发展的dna(遗传基因)。
第三点，文化是不可以改变的；儒家文化是不可以改变的。多少年来，这种那种形式的“打倒孔家店”均未能“如愿”。有些人，甚至在“打倒孔夫子”的声浪中把自己打倒了。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大文化结晶，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兴衰发展史来看，更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2、道、德再识与道(智)德结构模式
通常所谓的“道德”，其中的“道”和“德”不是一个概念，这是二个概念的组合。其中的“道”是“价值”，“德”是“伦理”，我们应既讲“道”，又讲“德”，既讲价值又讲伦理。把它仅仅归结为“伦理”这是十分荒唐的。讲伦理是讲行为规范，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问题是这个“该”是什么？首要的是讲价值追求、价值观，而价值观是管方向的。当然，“该”也内涵着“德”即伦理的意思，但问题在于，首要的是价值，淹没了价值(观)就没有方向了。locALHosT伦理本身解决不了方向。现在讲“以德治国”、“以德治企”，人们似乎没有注意这一点。
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多少年来，我们把“道德文章”同“精打细算”对立起来了，这种思维后患无穷。应当是既要讲“道德(这个“道德”是有“道”之“德”，不是无“道”之“德”)文章”，又讲“精打细算”。孔夫子是讲究精打细算的，以往似乎认为孔夫子“不爱财”，那是不对的。关键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若再深究下去，还可发现，“精打细算”的背后有一个“智”。因此，总体说来，此乃整个文化(战略)运作模式问题。下面祥论之。
(1)道、(智)德结合，道、(智)德一体化。现在的问题最根本点在于重构道、(智)德范式或道、(智)德结构。西方讲心智模式，在中国原来为道、德模式，从统一、总体的视点上看，应该是道、智、德三个方面的整合。“道”是讲的价值观、人生追求；“智”是讲的能力，业务能力、水平、业务素质；“德”是讲的伦理、行为规范。就是说，第三位的才是行为规范，而我们现在把德放在第一位(甚至成了“唯一”)了，没有方向讲什么伦理？没有方向往往产生行政机会主义。如，学雷锋，有些官员就把它当棍子拿着到处敲，实际上如果把“道”拿掉以后，官员的个人意志成了“道”了，你不听我的话你就不讲德，你就不符合“雷锋精神”。
(2)人们的价值追求是多元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是多元化的。企业同样也要给人以真、善、美、和、爱。 “真”是货真价实，不能假冒伪劣(这是从经济学上或管理学上来解释的)； “善”是童叟无欺(这是从伦理上来讲的)，等等。
(3)价值取向(伦理规范)可变化。价值取向的可变性说明伦理也是可变的。价值是内容，伦理是形式，伦理要服从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就有什么样的伦理规范。不能倒过来说，而我们多年来迷盲在颠倒之中了。
(4)企业(儒商)文化价值链化。在文化价值链中，实则以道为主导，以“智”与“德”为两翼。
(5)治理模式复合化。对现在所说的“以德治国”，“以德冶企”应重新认识，应以道、以智、以德三角框架机理来治国、治企、治团队等。
3、协作机制与战略联盟
在今天，所谓的协作机制乃第三种资源配置形式，可以儒家思想的――“义者，宜也”――为其灵魂理念与指导方针。这尤其适应于战略联盟这一典型协作形式。这个地方的“义者，宜也”，“适宜”讲的是“度”，即相关各利益主体之间的适度协调。如何具体贯彻呢？从战略管理角度看，起码要解决好如下几个层面的关系：
第一个层面，需进行精确计算的层面。在主体之间进行精确的债、权、利的计算与交易。
第二个层面，主体互补，粗略计算。这是一般战略联盟的第二层面。它也可以理解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精确计算，又有社会学上的非精确计算。
第三个层面，完全不计算的。即要主体仍保持独立，这样这个协作才能搞起来。
此外，还有一个边界问题。这也是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的道理所在。关于边界问题，哪些项目我们是协作的、哪些项目我们不协作，都要分清。因为任何的协作机构都是有边界的、都有特定项目、特定内容，100％的协作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