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中国传统商业精神为企业家提供了两种精神动力来源，一种是相对来说境界较低的“光宗耀祖”思想，另一种相对来说境界较高的“实业报国”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来说，其缺陷/不足/束缚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企业价值观与企业家价值观，并不是一回事。但在中国商人或企业家的眼里，商业或企业组织往往并不是一个永存的实体，而仅仅是实现商人或企业家个人远大理想抱负的载体或工具。
在联想并购ibm公司的pc业务的尘埃落定后，同时也意味着新联想必须放弃原有的“产业报国”的企业使命。
因为在新联想的1.9万名员工中，有约1万多名是原ibm的员工。一个新联想企业中的美国员工，并不会为了“振兴中华民族”的企业使命而奉献他们全部的热情和智慧。如果新联想继续坚守“产业报国”的价值观，就意味着企业组织价值观的分裂。
新联想企业使命所发生的悄无声息的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征途上所遭遇到的文化冲突，同时，也对企业家个人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撞击。柳传志先生就在企业并购完成后，就发出了这样自言自语式的感叹和困惑：“新联想里将不再提产业报国的目标……可是这样一来，我们究竟为啥干？”
事实上，这并非是柳传志先生个人的困惑，而是代表了中国企业家（企业主）阶层一种的普遍性的困惑。事实上，当中国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后，企业主或老板总是会遭遇到类似的问题：钱对于个人生活已经足够多了，那么，接下来究竟“为什么”而工作？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企业家持续性工作动力的精神源泉，究竟来自于哪里？
一 企业家精神动力源泉的来源路径
对于现代企业组织管理来说，传统商人追逐利润/地位/名声的欲望，不足以提供和成为今天企业家所需要的精神动力源泉。LoCaLHOSt
按照“组织管理之父”韦伯的说法，中国传统商人和威尼斯商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基于农业文明的追求财富的传统商业行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才是现代企业组织管理者的精神动力来源。这种精神来源于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原有的禁欲主义被允许追求财富的新教所取代。但追求财富并非是为了个人的人生享乐和纵情狂欢，而是因为那是上帝分派的工作，清教徒竭尽一生、永不停息的赚取财富是一种“天职”。
但是，无论是对于中国传统商人、还是现代企业家来说，显然即不会理解也不会认同韦伯所说的基于“天职论”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相互融合交替并举的儒、道、佛的文化，都是奉行积极的面向现实的入世态度，所以也不存在所谓禁欲与纵欲的历史性转折，同时因为中国的历史上并没有发生显著的现代工业革命，所以现代中国企业老板或企业家持续性工作的精神动力源泉，是自然而然的继承和延续中国的传统商业精神。
一般来说，中国传统商业精神为商人或企业家提供了两种精神动力来源。
一种是相对来说境界较低的精神动力源泉，来自于传统农业社会下“光宗耀祖、造福桑梓”思想。中国传统商人并不会仅仅为了金钱/利润而持续性的工作，他们有着超越了经济利益的、更为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现实目的，那就是光宗耀祖、反哺故里的荣耀与名声，比组织基业永存和经济利益更重要。事实上，中国传统富豪商贾们经历了四海漂泊取得商业成就后，无不在家乡兴办义学、造桥铺路等等各种慈善公益事业。显然，“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成为了中国传统商人显见的精神动力。
另一种相对来说境界较高的精神动力源泉，来自于儒家传统思想哺育下的“实业报国、民族振兴”的思想。商业或企业组织在中国商人或企业家的眼里，仅仅是一个实现个人远大理想抱负的载体或工具。他们所扮演的不仅仅是管理企业的责任角色，而是在更大程度上、自觉的担当起了社会责任的角色意识，他们信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格言，跃跃欲试地企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充满了“天降大任于斯人”式的崇高感。
显然，他们从没有把追求商业上的经济成就，视为个人或组织的终极事业追求，事实上，商业或组织组织，仅仅是为他们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和路径。备受推崇的、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商人或企业家，一直遵循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做人原则，自觉的将组织使命与国家命运融为一体，自觉的将个人事业与组织命运融为一体。这种超越了经济利益的“拳拳报国之心”，成为了另一种巨大的中国传统商人精神动力源泉。
事实上，中国商人或商业组织从来都不会宣称其目的是“赤裸裸的追求利润”，而是赋予了赢利性商业组织强烈的非赢利性的道德色彩——即使是较低层次境界的组织使命，也会将“光宗耀祖”置于“赢利目的”之上；最高境界则是企业家自觉的将企业组织使命与国家民族命运融为一体，以“实业报国、民族振兴”取代企业赢利性的经济使命。显然，这是超越了经济性和利润观的商业使命——他们坚定的相信：钱并不代表一切，仅仅为钱或赢利的目的而工作，就成了彻头彻尾的“惟利是图”的小人或奸商。
毋庸质疑的是，假如没有“光宗耀祖”或“实业报国”的理想支撑，他们将因失去理想而不知道究竟为何而工作？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的企业管理都在无形中接受了这种传统的管理思想。无论是过去传统商业上“以义统利”、还是今天中国企业高喊的“振兴民族经济”，中国企业组织管理者总是自觉的将国家责任和民族大义，置于企业组织“赢利”目标之上。当企业组织的目的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或商业成就，就在无形中将企业组织的宗旨使命带入到了非经济性的人生或道德领域。所以，中国的传统商业或企业组织管理的第一要义，并不是如何获利、而是如何争做君子。
一个典型的西方企业，直接将企业组织的使命和宗旨定位于资本获利、股东回报等等经济层面上，他们所思考的管理问题，是如何减低成本、提高效率，这是不问过程、只问结果的管理。而一个典型的中国企业，却纠缠在“义与利”的问题上几千年，企业组织的使命和宗旨定位于诚信经营、“为富要仁”等等道德层面上，绝口不提资本投资回报率的问题。每当中华民族遭遇危机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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