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市上下共同关注城市化的今天，大声疾呼“三农”问题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我始终认为，农村和城市其实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两大基本空间，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幅射带动，城市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农村的富庶稳定。在着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心城市建设步伐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中三个“没有就没有”的警戒，千万不能对“三农”问题有丝毫懈怠。
去年以来，我先后主持了《苏州农业体制障碍研究》、《农村费改税问题调查》等6个农村专题调研，深感农村形势之严峻，“三农”问题之复杂。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当前农村形势及若干重大问题思考》的论文，并在南京、苏州、常州等多种场合作了演讲，引起较大反响。今天以政协委员身份再次呼吁，希望能引起在座领导的足够重视，并共同为解决好当前农村的突出问题建言献策。
一、关于当前农村形势
我国的改革开放发轫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因此而赢得了10余年的快速发展。但这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农村数千年来积贫积弱的落后状况。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农民固有的弱点和陋习以及农村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交错凸现，导致农业市场化进程受挫，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农村发展进入低迷状态。即使在我们苏州由于农村经济基础较好，农民富裕程度较高，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处于潜伏期而尚未爆发出来，但在某些方面也不容乐观。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把“三农”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在此前后相继作出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战略性结构调整、农民减负增收、启动农村市场等一系列重大决策。lOCalHoST各级地方政府据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但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我国的“三农”问题至今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些地方的矛盾还在继续恶化。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还有不少同志至今仍习惯于“政府农业”，热衷于“盆景农业”，醉心于“数字农业”；有的新闻媒体还在大事渲染“农业结构调好了，农民收入增加了”。这显然与农村的客观现实大相径庭，掩盖了深层次的矛盾和潜伏着的危机。
透过现象看本质。当前我国农村形势的严峻程度并不亚于改革开放前夕。当年，中国农民尚处于温饱线以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导致了大锅饭，农民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多劳不能多得，最终以联产承包废止了人民公社，并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目前，一部分农民已经先富起来，农村贫富差距拉大，而农业市场化进程受阻，种田农民没有市场价格谈判权，增产不能增收，甚至反而是增产减收，增产亏本，何以实现小康？历史的演进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农村的发展再次遭遇体制性障碍。据此可以断言，一场以农民争夺市场谈判权为主要内容的、比之联产承包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农村重大变革已经呼之欲出。
我国即将加入wto，很有可能成为这场重大变革的导火线和催化剂。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和组织准备的中国农民，连国内市场尚未争得一席之地，又如何面对竞争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和势若洪水猛兽的国外高科技农业的冲击？毫无疑问，这将是一齣悲壮的“凤凰涅槃”。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农业进入市场的必经过程，必经磨难，当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只在于，我们应尽可能见事在前，善加引导，尽可能减轻这一过程中的农民痛苦和社会震荡。
二、关于农民减负增收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的利益得到保护还是遭受剥夺。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农民该得到的得到了，不该负担的不再负担，那么减负增收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中央历来重视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近年来力度更大，但由于农民增收乏力，却更显得不堪重负。由此可见，减负并非不重要，但终究只能治标，根本出路还在于增收。
改革开放20年，中国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富裕程度明显提高，是有史以来变化最大的时期。而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增加主要依靠三条途径：一是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二是通过举办乡镇企业和实施“以工补农”政策，以大笔工业利润贴补农业和农村各项社会事业；三是通过国家政策性提价，农副产品价格成倍提高。目前，第一条虽有难度但还有文章可做，后两条则基本上已没有迴旋的余地，尤其是第三条已不可能再度出现。这是当前农民增收的各项措施难以奏效的主要原因。
现行的统计数字很难反映农民收入的真实状况。因为统计部门的农民范畴，还是以户籍为依据的。这里面存在着少数高收入者掩盖了多数低收入者的情况。事实上，真正的种田农民收入本来就不高，近几年更是呈下降的趋势。何况还有大量的农村隐性失业者，全国大约有30％，即便在苏南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估计也在20％左右，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下岗职工。
一般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收入的唯一出路在于扩大就业机会。有人因此而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最好办法是减少农民。问题在于，随着种田农民经营规模的扩大，市场风险也相应加大。如果说，当年多劳不能多得的问题还可以在生产领域内寻求解决的办法,而目前增产增收非得在市场上才能实现。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增收问题，其症结还在于农业能否克服体制性障碍而顺利进入市场，农民能否成为市场主体并获得社会平均利润。
三、关于农业结构调整问题
结构调整是产业发展的永恒主题，在农业市场化进程中更具战略性意义。事实上，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农业结构调整就几乎未曾停顿过，而且每次规模较大的调整都是政府在起主导作用。当前需要探讨的似乎不应该再是调什么和怎么调的具体方法问题，重要的是进一步理清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这是因为，目前的农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其一，以往的历次调整，带有明显的计划特征，政府的行政手段可以立见效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的主体应该是农民，源头则在市场。其间，政府当然还起着引导和调控的重要作用，但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颐指气使，大包大揽。而且，由于市场信息的滞后效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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