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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屈原对终级真理的追求           
“唯美”屈原对终级真理的追求
论文关键词:唯美  唯美主义  守真  尚善  真善美的统一  终极真理
  论文摘要:屈原是“唯美”的。道家、儒家、屈原对美的态度分别是“反对——折中——张扬”。但屈原的“唯美”不同于传统所说的唯美主义。屈原的“唯美”超出了艺术创作的范畴,与孔子的“尚善”;庄子的“守真”一样,都是对终极真理的追求。孔子、庄子、屈原分别代表了那个时代道德意识、哲学意识、审美意识发展的最高峰。孔、庄、屈并列,成为一鼎的三足。
  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的艺术和人生》一文中提及屈原的艺术是“唯美的艺术”[1];罗根泽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亦有类似说法[2]。屈原对美的高扬不遗余力,艺术作品也一反传统的朴素,显得华丽奔放,确实容易给人这种印象。那么,事实如何呢?笔者尝试作了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屈原“唯美”。道家、儒家、屈原对美分别持“反对—折中—张扬”的观点
  屈原爱美。从他的作品和本传的材料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衡量事物的最高标准是美:他不仅喜用“美人”、“美德”,更生造了“内美”、“美政”等词,还有变换说辞未及明言的“外美”(服饰之美)、“美名”(嘉名、修名)等,不可枚举。他不仅喜欢各种美,而且竭力地凸现和张扬美,营造美的氛围,创造美。他服饰奇特、饮食精美、车骑和随从浩浩荡荡;对于自己的人生,从生辰名字、仪容服饰到品德能力,一丝都不肯苟且,好美成癖,表现出明显的“区别意识”[3]。罗根泽先生于此有一段很好的分析:
  屈原云: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同上)
  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怀沙》)
  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纷郁郁其远承兮,满内而溢外扬;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思美人》)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可任兮;纷纭宜修,夸而不丑兮。(《橘颂》)这本来不是指文学而言,我们似不应据此谓其文学为唯美的文学;但事实是这样:唯美的文学,大半产生于唯美论的作家。屈原既如此的提倡唯美,对文学亦自然主张唯美,其作品亦自然走入唯美的路上了。”[4]
  “善是直接与人的功利目的联系着的,这经常就是人的欲望、需要、利益的对象;美则并不是与人的功利目的直接联系的对象,不是一个直接满足人的某种实际需要的对象,而是认识和观赏的对象”[5]。也就是说美是一种奢侈。因而,人们往往为了功利的目的削弱美。屈原的时代,生产力低下,人们面临沉重的生存压力,许多思想家因此对美采取审慎或否定的态度。墨家从功利的角度出发“非乐”,反对一切艺术美,已是众所周知;儒家虽不完全反对美,但采取了很审慎的态度。孔子提倡“中和”之美,从文质关系来看,孔子忽而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忽而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论语》)。从他矛盾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既不要修饰太多,又感到不能一点也不修饰的矛盾心理。“文质彬彬”(《论语》)是他在反复权衡以后找到的一个支点:文质和谐统一(也就是“和”。这样,美似乎有了一个生存的空间。然而,这个和谐的适应范围是有限制的:不愠不火,恰到好处(也就是“中”)。这里又传达了一种对“文”(这个“文”指事物的装饰性的一面,美的因素,对它的态度就是对美的态度。下同)不事张扬保守内敛的态度,与屈原的张扬美形成对比。这种态度对后代的影响远超过他强调的“文质彬彬”。所以说,儒家重质,这个质的具体内容就是强调将人的思想感情容纳在社会伦理道德之中,也就是善。
  道家在否定社会发展的合理性的同时,指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老子》),“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音乱耳,使耳不聪”(《庄子》),也否定了美存在的合理性。而事实上,道家否定的是艺术的美。道家强调“大音稀声,大化无形”(《老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认为事物不加任何修饰的自然状态是最美的,实际上将美等同了真。
  儒道两家对美的认识和态度自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他们忽略或贬抑构成事物的“文”这个因素,就等于取消了美。屈原的主张与儒道两家都不同。他对自然、社会、艺术等各种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念去否定;尤其对于事物的需要凭感性直觉把握的外在美(形式美)作了充分的反映:
  美德善行,美好的理想与政治,在屈赋中比比皆是,这是社会美;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是自然景色的美;
  竽瑟狂会,扌真鸣鼓些”(《招魂》)是音乐艺术的美;
  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同上)是建筑艺术的美;
  美人既醉,朱颜酡些。目矣光眇视,目曾波些”(《招魂》)是容貌的美;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披明月兮佩宝璐”(《涉江》)是服饰之美;“精色内白,类可任兮”(《橘颂》)、“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少司命》)是花草的形色之美;还有弥漫氤氲整个屈赋的花草芬芳之美;充斥屈赋的华丽辞藻和接踵联翩的优美意象等文学形式的美。
  屈原对美突破性的认识(对“文”的地位的提高)与提倡,开辟了中国美学史的新篇章。这样,道家、儒家与屈原对美的态度正好形成天平上的三个点:反对——折中——张扬。
  二、与唯美主义的区别
  与儒家、道家相比,屈原是重文的。人们适应了重质轻文的神经,很容易对一切反叛的做法敏感,加上屈原对美的高扬不遗余力,作品形式华丽,很容易给人这种错觉。然而,他不同于追求形式的唯美主义,而是文质并重。
  唯美主义是十九世纪末流行于欧洲的一种文艺思潮和流派,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认为不是艺术反映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颠倒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从而在实质上否定了艺术应有的社会功能,诸如艺术内容中的道德原则、教育作用,含有对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风尚的嫌厌反抗意味。
  屈原的“唯美”与唯美主义者有相似之处。屈原好美成癖,故意卓尔不群以示区别,不就是对庸俗社会风尚的嫌厌与反抗吗?更何况他诗中屡屡表示自己和现实的格格不入。唯美主义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很注重艺术的形式美,而屈原极大地提高了“文”(美)的地位并大肆宣扬,也与之相似。
  传统的唯美主义,是一个文学流派,有系统理论,也比较绝对化。他们因推崇文学的形式美,从而实际上否定了其社会功能:其错误在于矫枉过正,倒洗澡水时,连孩子一并倒了出去。屈原与此有本质区别。首先,屈原提倡形式美,并不轻质。他提高了“文”的地位,使之从原来受质的压抑,变成与质并列,但并没有将它提高到超过质的地位,而是文质并重,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美的不一定真,也不一定善。屈原提倡的美是以真和善的统一为前提的。
  他对人的评价是:“虽信美而无理兮,来违弃而改求”“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离骚》),摒弃徒有其表者,赞扬“精色内白”(《橘颂》),表里如一的人格。
  屈原的人格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人类的社会实践,就它体现客观规律或符合于客观规律的方面去看是真,就它符合于一定时代阶级的利益、需要和目的的方面去看是善,就它是人的能动的创造力量的客观的具体表现方面去看是美。”[6]屈原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具有高尚的节操,最终以身殉国,这是他人格中善的部分,也是人格善的最高表现;他具有在当时看来是进步的政治理想,且忠贞不渝;保持了率直自然,光明磊落的天性,可谓“肝胆皆冰雪”,这是真,至真;他具有出色的文学和政治才能;他对于理想至死不渝的坚持,他以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那种自觉性和一丝不苟的认真,都将人的精神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体现了一种人性的美;这是美。因此,我们说屈原的人格达到了至真至善至美的统一,达到了人格美的最高境界。
  在文学上,屈原推崇尽善尽美的艺术。他作品的美都是以自身的内美为前提的,艺术是他人格的外化,而艺术的形式美是以内容的至真至善为前提的。试想,如果没有他内在的人格作底蕴,抽去那种充塞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整个绚丽的楚辞艺术,该会变得多么苍白无力。
  其次,屈原不反对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是屈原批判现实的工具,因而他不可能也确实没有象十九世纪欧洲的唯美主义者那样,对现实主义文学产生消极影响;相反,他对现实强烈的参与意识,批判意识,对中国文人形成以道自任的优良传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再次,唯美主义者的理论仅适用于艺术领域,而屈原的“唯美”,如罗根泽先生所说,“本来不是指文学而言”,是指以美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使之达到最美的境界。这个“一切”,包括艺术的内容与形式,所谓“金相玉式,百世无匹”;包括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包括人生,与唯美主义判然有别。这是理想主义的境界,不是唯美主义的境界。实际上,郭沫若、罗根泽两位先生在指出屈原“唯美”时,是把“唯美”作为一个普通名词使用的,强调的是他重视美、提倡美这个特点,与专有名词“唯美主义”意义不同。因为两位先生一贯是肯定屈原的,这不容置疑。尤其罗根泽先生指出屈原的“唯美”并不是专指文学的,就是一个证据。
  三、屈原唯美是对终极真理的追求
  这里“终极真理”是指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思维方式的本质规律或人生终极目的的认识和掌握;也包含在某一阶段人们对这些问题最高认识的意味。
  “人有外向地向外部世界求知的本性,也有内向地认识自我的本性”。[7]“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方法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8]

  在中国,这个突破的高峰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百家争鸣是对中国学术的大检阅,人的思想空前活跃,士人的价值取向多元。就历史影响和学术价值看,孔子和庄子无疑是此时的文化精英。我认为屈原在某种意义上是和他们并列的。具体表现是:首先,他们都追求“一己的生命与某种永恒存在的精神性的世界整体之间的联系”[9]。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怀着探求真理的热忱,去寻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和追求人本身的力量的最高显现。在经过与现实的碰撞、磨合或理论探讨之后,三人分别把握了自然、社会或个体生命的底蕴(至少自以为是这样)形成各自不同的“道”——孔子尚善,庄于守真,屈子唯美:分别代表了那个时代道德意识、哲学意识、审美意识发展的最高峰。其次,各自也都达到了人格上的自我完善:孔子是具有最高智慧和道德的圣人,庄子达到了无功、无名、无己的自由境界,屈原塑造了理想人格的典范,可与日月争光。
  孔子是入世的。他立足于现实,寻求个体与现实的和谐,也探索着社会发展的规律,救世的良方。“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孔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得“道”成圣的。这个过程,不是任何提纯过的教育能代替的。不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圣人就是这样在与现实的磨合中生成的。[10]
  庄子由于“臣之所好者,道也”(《养生主》),执著探索纷扰的社会现象之上的宇宙本质规律,把心灵转向自然。他从哲学的高度把握了自然宇宙的某些本质规律,也从中寻找到了个体生命的归宿:将自我纳入自然的大范畴中,追求自我与道的冥合。因而,他追求返朴归真。
  屈原是第一个自觉的诗人,也是较早自觉地探索生命本原和价值问题的人之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他精神探索的写照。《天问》是他进步的人生准则和信念被现实否定后愤懑和困惑的结晶。屈子的人生价值取向,受到儒家的一些影响。然而,他与孔子经历截然不同,所以又有自己的特色。
  战国时代,由于生存的压力,艺术和美还都是奢侈品,是少数人的特权。贵族优裕而精致的生活环境和教育,培养了屈原对美的敏感与欣赏能力,使他与众不同,也使他具有较强的超群意识。同时,贵族的特权,使他超越了许多现实的距离,直接进入了统治集团的核心,亦即省略了将心灵调谐至与社会的群体意识相吻合的过程。既没有像孔子那样与现实磨合的过程,也不象庄子那样潇洒出尘,因而,他与儒道两家的群体意识都有差异。他拥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理想人格,保存了自我的个性。这使他一方面具有高于庸俗社会的优势(纯洁,理想主义)和优越感,一方面因为没有针对这种现实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易于为污浊的现实所击败。由于他对平庸现实的不屑,使他超越了现实的实用与无奈,没有任何功利性,保持了一种可贵的思想纯度,高于生活。现实中的各种美,由于是对平庸的超越,都使他有一种贴近感。所以,他执著流连于美的层面,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对美敏感且极力推崇和创造美的人。首先,他避开了功利主义的干扰,竭力凸现和张扬美。其次他对美的敏感和揭示,打断了当时人们尚质实用的审美惯性,唤醒了他们沉睡的美意识。再次,他客观地反映包括感性美在内的各种美,弥补了孔子和庄子对事物的感性美重视不足的缺陷,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因而,屈赋在文坛的出现,“忽如一夜春风来”,引起了长时间的轰动。最后,他自觉地以美的形式来进行艺术创造,创造了不朽的艺术美与人格美的典范。
  所以,就象庄子执著于客观规律的探索,主张“守真”,孔子立足于社会现实强调“尚善”一样,屈原以审美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走向“唯美”。
  屈原的人生追求和政治理想是符合至真与至善原则的终极真理。政治理想是对内举贤授能、加强法制,对外联齐抗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人格主张内美与外美的统一,这在前面已有论述。然而,他没有停留于这个境界,而是越过实用的层面,看到了其中蕴含的美,并以更高的标准——包容了真善的美来要求它,将人们的眼光从实用的层次提高到审美的层次,这是前所未有的。
  也可以说,美是屈原追求的终极目标和衡量事物的最高标准,这个美包含了真与善的内容。这两种说法是相通的。他政治上追求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美政;美人要求其美德与容貌之美的统一;要求执政者是明君贤臣“两美”相合;艺术创作也追求“金相玉式”的效果;对个体生命的质量与过程,亦力求完美无憾,实现其最高价值。
  他在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时,将个人的能量挥洒到极致,所谓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了个人唯美的理想。他内美外美集于一身,选择的生命终结方式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生命的意义。
  所以,在屈原这里,美是终极真理的代名词。这样,屈原以一种宗教式的热情追求美,也就不难理解了。
  参考文献:
  [1] 杨金鼎.楚辞研究论文选[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111页.
  [2]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90页.
  [3] 这是借用张承志《荒芜英雄路》中的一个词.
  [4] 同2
  [5] 王朝闻.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4页.
  [6] 同5
  [7] 夏甄陶.人:关系活动发展[J]哲学研究,1997(10).
  [8]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8页.
  [9] 周国平.哲学与精神生活[J],新华文摘,1998(4).
  [10] 贾平凹《进山东》中说孔子“头凹脸阔,豁牙露齿。因父亲与一个年龄相差数十岁的女子成婚,他被视为野合所生。身世的不合俗理和相貌的丑陋,以及生存的困窘,造就了千古素王。”可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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