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区域企业以本市名称注册产品，这里就涉及行政权的合法划分问题，即同一级别且不互为隶属的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决定是否得予承认的问题。如果得予承认，那么这是否构成对中央统一行政权的改变抑或补充？其法律根据何在？另外，省际或市际之间联席颁发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具有立法的性质？如果是，创制权何在？其行为是否具有上位法的授权？是否会对我国当前一元两级多层次的立法体制造成冲击和影响？这些都是亟待法理学做出解答与回应之处。如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文件，武汉“8+1”城市圈作为国家“两型社会”（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构建的试点区域，整合武汉市与周边八个城市的资源以促进中部崛起，一度成为热门的话题。人们提出建立规范性文件的联合创制机制，由这九个城市共同起草、共同讨论、共同通过、在该城市圈内一体实施。其实在这些城市中，只有武汉市才具有部分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其他八个城市无此权力。既然如此，法定的提案权、通过权与颁布权以及解释与实施监督权就只能由武汉市一个城市行使。这就遇到三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立法的民意基础与代表性是否覆盖全部城市圈？二是一个城市通过的立法对无立法权的其他城市发生效力的权力渊源、法律依据与具体方式何在？授权？认可？还是批准？三是这一做法与我国的单一制的宪政体制以及其衍生的下位法律制度尤其是立法体制的逻辑关联性是什么？立法创新是一项关乎全局的重大制度创新，不可墨守成规，亦应当符合基本的法理与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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