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的区别中，可以看出他的学说同分析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分析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佩雷尔曼的多元价值论还同战后西方流行的多元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潮有一定联系。并且，他所创立的新修辞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研究语言问题的倾向也相符合。

佩雷尔曼的新修辞法学在西方有一定影响，其闪光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大大改变了关于逻辑的传统概念，将价值判断的观念引入法律逻辑，更新了法律逻辑的含义，对传统的“机械论法学”予以有力的批判，他认为，逻辑不仅指形式逻辑，而主要的指价值判断；逻辑学不仅从形式上研究概念、判断、推理，而主要是研究他们的实质内容；法律的逻辑也并不是纯粹的形式逻辑，也要研究价值问题；法官也不是加工法律和案件的机器。这些观点都有助于对法官能动性的重视。
其次，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学中关于多元价值判断的理论反映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积极成果；丰富了西方传统法学中的民主内涵，并且对西方法学中的一元论也是一次有力的冲击。多元论在战后西方思想界是一个时髦的话题；它是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人的价值的重新思考，因而从总体上说是积极的。多元论要求社会承认每个人的价值，尤其对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更要予以关注，这也正是民主和正义的应有之义。佩雷尔曼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法学的多元论是这一时代精神的反映，它一方面表明传统法学的危机，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法学的崭新未来。
当然，任何思想在体现出鲜明特色的同时总是难以关注其所支持观点的对立面。佩雷尔曼在强调辩证逻辑和价值判断的论述过程中几乎使人认为他忽视了对形式逻辑重要性的重视，甚至是在乎。虽然他在一定意义上对法律逻辑赋予了新的内涵，但对形式逻辑的些许“轻视”却不足取。一方面，形式逻辑对法的确定性、稳定性和严肃性具有特殊意义；另一方面，法律推理的过程实际上是综合运用两种推理方式（即形式推理和辩证推理）的过程，二者都是为法律适用服务的；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要调节和指导人们的行为，解决争议或纠纷，调整法律关系，实现一定的法律秩序。因而，绝不可因重辩证逻辑之意义而轻形式逻辑之价值，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另外，佩雷尔曼认识到了价值多元化的必要，也谈到了价值判断的结果需要进行符合新修辞学要求的辩论而使他人信服，但从稍微苛刻的角度看，他在如何进行具体的价值选择的关键点上仍旧将话题引入“世界观”、“不同的社会条件”之类的语词环境中，没有将价值判断的如何进行深入地探讨下去，更没有新意可言。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佩雷尔曼的法律价值论独辟蹊径，值得法学研究者关注与珍视。
（二）“法官造法”——佩雷尔曼法律思想对我国法律实践的点滴启示
佩雷尔曼的新修辞法学之核心是他所诠释的法律逻辑，亦即辩证逻辑，也就是关于目的的逻辑，价值判断的逻辑，以及这种逻辑之于法律的意义。无论是“辨证”、“目的”还是“价值判断”都具有着主观的意味，在司法上就体现为强调法官的能动性。将司法中法官之主观能动性与立法中法律之客观局限性联系起来考虑很容易就让自己的思绪之舟漂向“法官造法”的话题海域之中。关于“法官造法”法学界一直有着激烈的交锋，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法官造法”的问题上各持己见、南辕北辙。前者拥护“法官造法”，后者抵制“法官造法”。的确，法国产生了注释法学派，德国产生了法典编撰学派，但法德两国的司法界从来就没有否认过“法官造法”的事实，甚至在立法上两国（后来包括瑞士）都对法官的自由裁量予以确认，在某种程度上，“造法”不仅是权利，甚至是义务。正如佩雷尔曼所引用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四条的规定：“审判员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者，得依拒绝审判罪追诉之”。究其缘由，就在于事实上法律的确具有相对于无限广大的客观世界的有限性，相对于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的滞后性；而法律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法律不可能回避这样的事实；法律能涵盖一切，法官只是机器仅仅是作为初衷意义上的一厢情愿。于此，在两派对峙的态度之间，笔者观点产生倾斜并且明确下来——应该在理论上和实务中承认“法官造法”并加以完善，这对于中国的法制建设都是不无裨益与十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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