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性的救赎：教师身份的“返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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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理性力量应用于教育的结果，教师身份的“祛魅”具有些许积极的意义，但也使其陷入了“祛魅”的悖论中。在现代性危机前，救赎的处方只能是寄望于教师身份的“返魅”。只有似冯志远一样具有人性之“魅”的教师才能引导那些懵懂的心灵“回家”。
[关键词] 教师身份；祛魅；返魅；现代性
当冯志远由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师摇身变为新闻媒体的焦点和广大教师学习的榜样时，人们在感动之余，似乎更应该觉得悲哀。在一个有着“尊师重道”之优良传统的国度里，我们曾经并不缺少似“冯志远”一样的教师。而“冯志远”在这个时代被推上浪尖也表明昔日由无数个“冯志远”所散发出的人性之“魅”而铸就的“教师”这一称谓头上的光环在今天失落了。这种失落在一个技术话语泛滥的时代里，似乎成了一种宿命。当教育渐渐演化成市场的奴隶，当教育渐渐蜕变为程序化的技术活动，教师也就沦为管理时间与空间的干事。而当“冯志远”浮出水面的时候，也似乎表明了社会的一种期待和坚持。成为“冯志远”也就成了教育赖以抵抗技术宿命的唯一处方！
一、困境：教师身份的“祛魅”
尽管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那里，“祛魅（Disenchantment）”作为其用来表征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运用科学的方法剥去笼罩在人类社会现象上的神话和魔化的光环，从而具有些许积极的意义。但当现代科学与“祛魅”携手并进的时候，尤其是当科学与技术水乳交融在一起的时候，价值理性的消隐与工具理性的极度张扬作为现代性最致命的危机却成了“祛魅”之最为惨痛的代价。作为现代科学之前提及其后果，“世界的祛魅”宣称了上帝诸神之死，因为它坚信，被我们称为宇宙的一切（包括人类的事务）均可以在物理学的框架内得到解释。这种对理性力量的极度自信，在把人类推向宇宙中心位置的同时，也宣称了“人”的死亡。“世界的祛魅”促生了一种机械论式的世界观，从而埋下了人与自然交恶，更严重的是人与人交恶的种子。
毫无疑问，“科学”与“祛魅”携手并进。作为对世界的一种理性的把握，“祛魅”的世界昭显了其“文明”的一面。通过把诸神拉下神坛，人们告诉自己被我们称为宇宙的存在不过是一堆秩序队列的、可观测的“物质”而已，宇宙奥秘的解开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蓬勃发展，使人类在与自然的搏斗中战绩赫赫，“理性”的光芒迅速地照耀到几乎所有的社科领域。教育，这个越来越被重视的领域自不例外。人们当然有理由希望，关乎下一代成长，关乎国家未来的教育能够透明地、确定地，并且还要经济地发展下去。因而使教育“祛魅”便成了保证我们不断进步，取得成功的必然选择。
“教育的祛魅”对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言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对普适性教育规律的追求，却同样让它无法摆脱“祛魅”的悖论：在教育行为更加理性的同时，却又情不自禁地或者说无可奈何地陷入了“工具理性”的泥潭中。在一个“祛魅的世界”中，当一切只以经济效益为方向标的时候，教育于是不再肩负其内在的价值，这种价值曾几何时是为了“人”的不断完善，是使“人”成为“人”，是为了“人”之生命的意义和幸福着想的。而这些都销匿了，学校成了一个工厂，一个以市场为导向、批量生产符合市场经济的“人才”的工厂。教育的意义消解了，个体的身份消解了，人们只有一个共同目的——掌握驾驭自然的技术，甚至不惜一切手段地将“他者”“工具化”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曾经以培养出掌握宽容和理解艺术的国家公民这个开明、民主教育的传统目标，正让位于各种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惜一切代价争输赢”[1] 。
不可否认，“教育的祛魅”使得教育者的工作摆脱了以往过分依赖于个人经验的“私塾”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者的行为更趋于理性化。教师职业的世俗化，使得教师这一职业形象从过往那种极其“神圣”的位置上回到了地平面。一个健全的人通常只要接受几年的训练（这种训练通常只注重学科知识）就可以成为一名教师。这种对教师身份的“祛魅”迎合了教育世俗化的要求，也使得人类的教育更加“科学化”。然而，也正是这种“祛魅”，在一个物道主义横行的时代里，在一个技术泛化的时代里，使得教师沦为了管理“教育空间与时间”的干事。他们只需要掌握一点点计划和组织的技巧，就像工厂里操作机器的工人，除此之外，再也无需其他的才干。因为他的任务在于确保每个人按学校规定的作息时间出现在自己的座位上，确保他们不在课堂上捣乱，确保他们记住一大堆的知识从而能准确地回答诸如“鲁迅是什么地方的人”这样的问题。因而，当学校因为想提高自己在区内排名时，他们可以让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缺席考试；当课堂上有学生瞌睡、耳语的时候，他们只会以各种方式加以惩罚，当惩[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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