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前者富有浓烈的神话意识和浪漫色彩，在萨满的失魂经历中，他们会遭遇各种磨难，一些动物精灵会为他们提供必不可少的帮助，他们会遇见恶者，也会遇见善良的神，同时又有朋友相助，这样的情节构成了本原的神话，因此，最初的神话就是对神灵世界的记录，也是对萨满失魂经历的记录，而记录这种神话的主要载体并非文字，恰恰就是纹饰。本人曾有专文论及这个观点，认为古老的神话并非是人们异想天开的杜撰，而是一种来自神示的意识深处的风景呈现，或者说是来自萨满的灵魂旅行，彩陶上的形形色色却又大同小异的几何纹饰以及人物、动物或怪物的图像正是神话的断章，它们是对古老神话的一种特别的记录，甚至可以说它们正是神话本身[40]。因此，青铜纹饰的秘密就在于，它也是一种语言，一种记录着远古神话的语言，这种语言，只有萨满巫师才能读得懂，也就是说，纹饰所隐藏的神话正是上文所提到的“密码”似的东西（Cryptograph），为巫师集团，即社会的精英团体所独占。后者，即占卜术作为一种神秘的知识——包括文字本身——当然也为上层所独占，不过它更体现出一种理性的精神，巫师通过与神之间的对话得到有关未来吉凶的消息，这些理性的问答被文字记录下来，而且因为不能更改也不能够被遗忘而使仪式本身拥有了意想不到的神力。程序是清晰的，结果也是清晰的，整个占卜过程可以说是中国人早期的一种理性主义实践。

　　根据以上所述，两种不同通神方式的最大区别乃是在于，纹饰和迷幻术依赖仪式传承着神话，并以此保证人与神界的联系，因为在古人看来，正是来自神界的力量在支撑着人类世界的平衡；占卜则试图通过祖先与神的关系来提前预知未来，人们通过这一方式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并试图通过人自身的努力来改变神定的命运，因而甲骨卜辞并不具备记录神话的功能，这很可能是中国早期 文献 缺乏神话资料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史料上来看，商周时代的神职人员由巫、祝、卜、史组成。《说文》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祝，祭主赞词者。”《国语·楚语》提到，“祝”需懂得“山川之号，高祖之祖，宗庙之事，昭穆之世”等，说明巫正是通过迷幻术与神灵世界沟通的萨满，而祝则掌管仪式的规则，应该是巫的辅助者。关于卜和史，《说文》说：“卜，灼剥龟。”“史，记事者也。”《周礼·天官》提到“史”的职责是“掌官书以赞治”，说明卜与史负责以文字为主要工具的占卜记事系统，在卜辞中，留下名字的“卜”、“史”有120多人[41]，“史”似乎是“卜”的辅助者。

　　西周中后期，饕餮纹日趋式微，夔纹、凤鸟纹开始流行并具有了强烈的装饰性特点，暗示青铜器纹样不再是萨满迷幻状态的反映，说明了社会文化中的萨满教因素已趋向没落，也暗示了由“巫”、“祝”为主的萨满集团很可能不再在 政治 、宗教等社会生活方面起主导性的作用，同时，作为与仪式密切相关神话传统也出现了某种停滞的迹象。相反，文字的成熟促使了 历史 观念的发育，“史官”的地位则越来越凸显出来，“史”不仅参与国家大典，而且负责祭祀时的文字记载，册命时的文书起草、宣读和保存，法令档案的阅读等等，《周礼》中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分，他们的职责就是仪式的文字记载、册命起草、史册撰写、法令管理[42]。

　　由此，我们可以把握迷幻术与占卜术在 中国 早期历史上的 发展 脉络：彩陶纹饰与神经心 理学 模式中图像的相似说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萨满教迷幻术成为先民与神灵世界沟通的主要手段，并体现出愈来愈为社会精英所独占的趋势。及至商代，以饕餮纹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的迷幻特点暗示了史前以来的迷幻术至此已发展至顶峰。占卜传统的历史也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早期，距今8000年前的河南贾湖文化中的23座墓出土了龟甲，有的中间还装有石子[43]，暗示出占卜的意味，商代甲骨文证明了这一宗教传统在商代晚期达到了顶峰，并成为与迷幻术并行的另一个强大的通神仪式系统，同时，文字的功能在占卜仪式中被充分拓展。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纹饰呈现出简化和图案化的趋势，说明以迷幻术为特点的通神仪式已日趋衰落，而占卜仪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字记载则向 文献 化、知识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导致了“神话历史化”现象在早期历史上的出现。

　　 参考 文献

　　[1] 以上有关青铜器纹饰意义的不同学术观点请参阅段勇：《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18-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 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中国青铜时代》435-439页，三联书店，1999年。

　　[3] 段勇：《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4] 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 艺术 和宇宙观研究》，16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5] 段勇：《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前言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6] 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中国青铜时代》272页，三联书店，1999年。

　　[7] 张光直：《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中国青铜时代》399页，三联书店，1999年。

　　[8] 段勇先生在他的《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采用了这一称谓。

　　[9] 段勇：《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148-1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0] 以上商周青铜器纹饰分类主要依据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3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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